为了贯彻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我国开始适用未成年被告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新生事物，在实际操作运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之处。为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笔者通过对孟村法院未成年犯罪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运行情况的调研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为这一制度更加规范的适用，增砖添瓦。

    一、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作用、产生依据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三、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完善方向

　　1、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笔者认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以及完成社会调查报告，现阶段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中的法律援助机构来完成，这样既有利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且有利于其对缓刑等处遇的监督考察。这样做较有现实意义，现在法律援助的机构基本齐备，相对于成立专门的机构从事社会调查更节省经费，这样司法行政机关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以及缓刑考察工作，有利于保障这项工作的连续性，具有更好的社会效果。此外，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均熟悉法律知识，能保证社会调查的质量并更好地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司法机关来负责调查，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办案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公安、检察机关的控诉化倾向，使得调查人员有可能带着先入为主的影响去调查，在调查中难免会带有追究犯罪的性质，从而影响到调查的客观公正，若法官再参与社会调查，就更不妥当了。但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缓刑等处遇的监督考察须立法予以确立。因此建议统一适用社会调查员制度。社会调查员即为地方设置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人员。随着我国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重视，设置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人员的地方越来越多，人员和机构是现成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人员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调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人员是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其先期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更有利于其后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2.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社会调查员制度。使社会调查员通过调查并制作的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而且由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该报告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社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介入时间及方式因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为法院量刑提供参考性的依据。社会调查员应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但其身份与专家证人又有区别，其意见应属中立，不偏向控辩任何一方，不带有倾向性。其诉讼地位应属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诉讼参与人。

    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社会调查报告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法庭辩论开始以前，由社会调查员进行宣读，有利于辩论中控辩双方进行量刑答辩，以便法官参考。在社会调查员进行宣读完毕后，由审判长逐一询问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并由社会调查员对异议做出回答。

　　3.社会调查报告作用的延伸。社会调查员出庭，除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外，对未成年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法官可以邀请其参与法庭教育。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外，社会调查员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成长轨迹的人，由他们参与法庭教育，效果应该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应当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少年法庭应当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调查材料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起诉书副本、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送达到执行机关。另笔者认为，为更好的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司法局社会矫正办公室、预青办送达相关执行手续时，一并将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涉及个人隐私部分除外）送达，以便于上述部门尽快了解情况，利于对未成年犯罪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教。

    结语

    综上所述的问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立法上进行完善。所以要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期这一制度得到更加规范的适用，

    （作者单位：河北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