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上午，轰动全国的石柏魁故宫盗窃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一审宣判。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石柏魁有期徒刑13年，并处以罚金13000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石柏魁所犯的盗窃罪在我国刑法中本是没多少争议的罪名，但是却因为盗窃是发生在故宫才震惊全国，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正因为故宫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才引发了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民众对于石柏魁的“罪”与“罚”的热议。

　　尽管石柏魁因盗窃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是，石柏魁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盗窃案中获刑最轻的一人，在以前的5起盗窃案中，有三人被判无期，两人被判死刑。从历次故宫盗窃案中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处以及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关注和争论，即凸显了我国法治观念的淡薄，法治建设的不足，又彰显出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推动下，在日常的司法实务的探索中，我国法治思维的成熟，我国法治进程的进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宪法的具体条文，更体现了我国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当事者之间的平等，在法律面前，任何公民都不能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迫使公民承担法律规定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规定以外的刑事惩罚。无论石柏魁是临时起意还是有预谋犯罪，无论石柏魁盗窃的是故宫还是农家小院，除非由法律的明文规定，除非由法定的从重情节，都不能因犯罪嫌疑人盗窃发生地是在特定知名的地点，或者是盗窃的是特定知名的公众人物和单位就冠之以社会危害性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

　　刑法有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是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具有重大影响的部门法，其对每一条罪名的设定以及处罚都是有严格限制的。石柏魁盗窃案中，公诉人认为盗窃发生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社会影响极其严重，应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任何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都应严格遵照法律精神，不能因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故宫里的展品而罪加一等。

　　首先，除去法律规定在金融机构盗窃作为情节严重的考量对象，也只有现行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加上司法解释中的8种情形，才能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规定在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内实施盗窃是法定的加重情节，因此，故宫这一地点在法律上不具有特殊性，不能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影响定罪量刑。

　　其次，涉案的9件艺术品作为被盗物品在法律上也不具有特殊性，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物的被盗展品价值的认定也有待商榷。虽然，被盗的9件展品高达41万元的投保金额可以作为盗窃数额的参考依据，但是投保价值毕竟不是被盗窃财产的真实价值或者评估价值，因此用以作为“数额巨大”对犯罪嫌疑人处以刑罚更需谨慎。虽然相较以前的故宫盗窃案来说，此次处罚较轻，体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但是此案的判决结果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执行，我们不能机械地进行适用，更不能随意地扩大其处罚范围，加大其处罚力度。只有深刻理解法律精神，严格坚守法律底线，真实表达法律意志，才能真正实现好法律的教育和引导等作用。盗窃罪就是盗窃罪，除非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不能对犯罪嫌疑人随意科以超出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处罚，即使在故宫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