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国家和地方对农村的专项补助增多，房屋新建、旧房拆除、危房改造等活动在各地农村已经非常普遍。仅以笔者所在的江西省分宜县为例，根据该县2012年度年鉴的数据反映，全县各乡镇开工建房18.6万㎡、拆除房屋9.7万㎡、改造危房6.7万㎡。

    农村建房活动，是富裕后的农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然而，现阶段农村建房活动仍存在着一定的无序性，与此相关的案件纠纷也屡见不鲜，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建房活动存在着诸多乱象。仅2010年以来，笔者工作的县法院就受理因农村建房引发的民事案件27件，其中因建房施工时受伤的22件、因施工报酬纠纷的2件、因施工致相邻权纠纷的1件、因拆除旧房时受伤的1件、其他的1件，其中致人死亡、重度伤残的有6件。

    此类案件具体表现为“四无”：

    一是施工队伍无资质。多由当地农民临时拼凑而成，部分人还是利用农闲时间打短工，基本上都未经过专业培训，凭经验做事。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施工队伍会有类似“包工头”的召集人，负责联系业务、安排人员、提供工具、结算和分发报酬；有的施工队伍则较为松散，在得知当地有人准备建房消息后，再自备工具、相互邀集在一起，或是按天计酬，或是根据建房进度结算后，平均计算酬劳、分摊开销。

    二是施工内容无约定。基本没有专业的规划设计，更谈不上图纸设计。多数情况下，对于房屋的朝向、风格、楼层、室内设计等，由施工人员与房主商谈后，参照他人建筑样式或按地方习惯，口头进行约定，并可视施工进展临时改变，以致双方在事前对施工量只有个大概的估计。因临时增加工程导致实际施工远超预期的情况较为普遍，易导致工程款结算时发生争议。

    三是施工过程无保障。普遍缺乏防护意识，也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尤其是在外围楼面高空施工过程中，没有设置防护栏、防坠网，施工人员也不会配备安全带，最多会戴顶安全帽。同时，还缺少必要的监督，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检查设备的安全性，也没有安排人员负责安全监督，对于可能引发危险后果的不当行为，也未及时进行制止，以致个别案件当事人在饮酒后仍参与施工作业。

    四是施工质量无保证。多数情况下，施工人员与房主彼此相识，也就不会对房屋质量作出约定。在房屋建成并确认工程量后，基本上在较短的时间内付清工程款，也不会留下保证金，对于可能发生的房屋质量问题，双方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给事后引导争议埋下了伏笔。

    此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易遭遇“三难”：

    一是事实认定难。对于建房施工的具体过程，普遍缺乏书面证据材料，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证人证言来查实，部分情况下还可能会涉及当地或本行业的习惯，但言词证据的准确性并不可靠，而证人与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之间又普遍存在亲戚、朋友等特殊关系，使得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

    二是责任划分难。普遍存在承揽关系、合伙关系、雇佣关系并存或竞合的现象，由于法律关系不同，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不同，部分案件中的当事人自身还存在一定过错，因而要减轻对方当事人的责任，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以致案件责任难以准确划分。

    三是纠纷化解难。尤其是发生死亡和重度伤残的情况，当事人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其死伤后果而涉及的赔偿金额相对较高，又无法通过保险等渠道获得赔偿，只能向房主或“包工头”主张赔偿权利，而后者经济实力也多不富裕，部分房主本身就是举债建房，更是难以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缺失”：

    一是立法缺失。现有的《建筑法》不适用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但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建房也基本上是多层建筑，对此应如何规范，没有明确的成文法律可供参考。

    二是监管缺失。专业工作人员有限，难以实现监管工作全覆盖，事前监督多以用地审批为主，内容多为是否符合申请建房标准，对于如何选定施工队伍、是否设计图纸、是否采取防护措施等施工过程的监督，则基本上是空白。

    三是保障缺失。一方面表现为施工人员自身保障不到位，安全施工意识不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保障机制缺失，基本上未组织开展过专业培训，也没有提供专门的保险救济方式。

    对此，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应切实关注农村建房活动，通过加大引导和监管工作力度，力促农村建房活动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为深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奠定筑牢基础。

    （作者单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