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某生于1990年12月20日，被告王某生于1993年3月2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系自由恋爱，并于2012年9月21日生一男孩，双方于2012年10月30日到民政部门办下结婚登记手续。原、被告在结婚登记时通过变造户口簿，均虚报了年龄，民政部门将原告李某出生日期填写为1990年6月25日，被告登记为1992年2月3日，核发了结婚证。婚后，原、被告因性格不合，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2013年1月8日，原告李某以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王某离婚，孩子由被告抚养。立案时，原被告仍然是使用变造的户口簿，法院立案审查时未发现被告尚未达法定婚龄，立案日期为2013年1月11日，排期开庭日为2013年3月6日，法官通过审查身份发现了原、被告通过虚报年龄骗取结婚证的事实，并查明了双方实际年龄。

    分歧

    本案中，原、被告的婚姻关系是否系有效婚姻，案件应如何处理，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虽未达婚龄领取了结婚证，其提出离婚时，虽仍未达法定婚龄，但审理时无效婚姻情形已消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称《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时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违法情形已消除，故原、被告的婚姻不属无效婚姻，应按离婚案件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判。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原、被告的婚姻属无效婚姻。《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立案时无效婚姻情形也尚未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四项、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未到法定婚龄领取结婚证，其登记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受法律的保护；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故本案应判决原、被告婚姻无效。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应按无效婚姻案件处理，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属于私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因其主体的平衡，民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即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形式之一，在司法活动中， “告”与“理”是司法审判的核心内容，是当事人与法院互动的体现，没有“告”就不存在“理”。从民诉法的篇章结构来看，民诉法将起诉和受理作为第二篇第十二章第一节，也就是说当事人起诉和法院经过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是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开庭审理作为第二篇第十二章第三节，故开庭审理也是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因此，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起诉和受理与开庭审理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起诉和受理是诉讼程序开始的标志，开庭审理是起诉和受理的延续。

    其次，《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是男女结婚年龄的起点，是划分合法婚姻和违法婚姻的界限。但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无权对未起诉到法院的当事人婚姻是否合法进行主动审查。因此，法院对当事人婚姻是否合法有效判断的时间节点为申请时，即起诉时，换句话说，无效婚姻情形是否消失的时间判断节点，最迟应以法院立案日为准。而本案中，原告在结婚登记时未到达法定婚龄，至起诉立案之日，被告王某仍未满二十周岁，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尚未消失，并不符合《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最后，婚龄是作为结婚的法定条件之一。婚龄即婚姻当事人的结婚登记时的年龄，根据法律规定以周岁为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年龄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总有达到法定婚龄的一天，因此，判断是否达到法定婚龄，是应以法定的某一时间节点为准，并不得作任意更改，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不达法定婚龄的无效婚姻。《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的时间节点明确具体，司法实践不应再作扩大理解，第一种意见实际上是将《婚姻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的时间节点作了后移，因此，第一种观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