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的实体认定

    刑事责任的追究事关重大，犯罪构成要件必须明确无歧义，玩忽职守型渎职罪中的“造成重大损失”、“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进行明确解释。在犯罪后果的解释上，我国刑法历来坚持客观化的立场，主张犯罪构成中的物质损失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所谓间接损失；要求损失的认定需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而不是基于大致推断。对于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由于失职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于发生在经济领域中，这里的“重大损失”一般应理解为经济损失，对于犯罪行为同时造成政治上、外交上或其他方面不利影响的，一般不应作为定罪的条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对待。这里的经济损失应是指直接的灭失、损失，如债务人已依法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行为人玩忽职守，致使超过追诉期限，丧失追诉权；有证据证明国有单位债权无法实现等情形。

   （二）“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的诉讼认定

    玩忽职守型渎职罪中的“造成重大损失”、“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随着诉讼的进行，犯罪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断扩大；也可能逐渐减少。但诉讼活动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因此诉讼结论必须是确定的、唯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对刑事追诉及定罪量刑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如何对这里的“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作出适时与合理的诉讼认定是必不可少的。对此，笔者认为，认定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中的“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应以起诉时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或特别重大损失为准。在审理期间，有证据表明重大损失得以挽回的，也不能改变行为人的犯罪性质，但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理由是：

   （1）根据控审分离原则，法院的审理活动应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展开，如果提起公诉时行为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还未能挽回，行为人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至于行为人在公诉机关起诉后采取措施追回损失，使国家的利益得到弥补，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不影响定罪。

   (2)刑法规定国有单位人员玩忽职守犯罪，是为了惩治和约束国有单位人员的渎职行为，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只是表明渎职行为的严重性，宣判前损失挽回的事实也改变不了行为人行为的渎职性，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基础仍然存在。

   (3)如果以宣判前损失是否得到弥补作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依据，则影响了刑事审判的确定性，使刑事判决结果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交易，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