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不少人认为孟子虽然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但却过分强调以德治理国家和社会，而鲜有法治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孟子不仅主张以德治国，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也重视道德与法律在规范社会关系中的平衡兼顾，其中最为鲜明的观点就是“亲亲相隐”。

    《孟子•尽心上》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所谓“亲亲”，即是事亲、尊亲、爱亲，主要是孝父，而孝悌是仁之本。秉承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认为亲亲是实施仁政的前提，孝悌是立法和司法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是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重要依据。

    为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孟子以舜对父亲杀人一事所持的态度来论证。《孟子•尽心上》如是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意思是说，皋陶当司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瞽瞍抓起来，舜因自己贵为天子，不能公开阻止，但又不忍心父亲身陷囹圄。两难选择中，舜抛弃天子之位，把父亲偷偷背出监狱，逃到远远的海滨住下来，让父亲愉快地过完余生。在孟子看来，舜的举动是君子大丈夫应有的选择。

    从以上不难看出，孟子坚持“亲亲相隐”的法治思想，注重区分道德，主要是亲情与法律在规范社会关系中的各自功能，集中体现了儒家在道德和法律之间追求平衡的理想，对后世的立法和司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的法律都继承了孟子的“亲亲相隐”原则，规定同居亲属、非同居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小功以下但情重的亲属，除法定的几种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隐瞒，而不能彼此告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是不孝、不亲、伤情败法的行为，要论罪处罚。唐宋的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卑幼告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实的，处徒刑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到明清时代，“容隐”扩大到五服亲属，如岳丈和女婿亦可以相为隐；还扩大到雇工。如《明律》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容隐’，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者皆勿论。若漏泄其事者，及通报消息，致令罪人隐匿逃避者，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容隐，及漏泄其事，减凡人三等，无服之亲减一等。”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用意非常明显：在涉及亲情与法律冲突的选择中，让道德的归道德，法治的归法治，绝不能因为强调法治而破坏传承千古的道德，进而影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孟子“亲亲相隐”的法治思想，对维护农耕文明时代的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容易导致后人对其重德轻法的质疑，认为孟子这一思想是将道德与法律对立、让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表现。笔者认为，这需要辩证看待。孟子对舜背着父亲而逃的肯定，并不说明其重德轻法，更不能证明其将道德与法律对立。从现存的相关记载来看，孟子也是主张违法必究的，认为有罪必罚。在舜背父而逃这件事情上，孟子主要是从道德上肯定舜的举动，认为舜在道德伦理与法律冲突之间，以父子亲情为重，是仁爱之本的体现。也即是说，孟子并没有从法治的角度肯定舜的行为。由此不难看出，孟子强调的是，当亲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一般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法律的指引不是鼓励亲人大义灭亲，而应该允许“亲亲相隐”。这一法治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文化与当时的社会也是相宜的。

    孟子的“亲亲相隐”法治思想，对当代立法和司法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进了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性质也从血缘亲情的熟人社会向社会个体的生人社会过渡，传统道德的蜕变已客观存在，诚信缺失、遇见路人跌倒不扶等道德滑坡现象屡屡发生。面对道德现实困境之殇，不少人寄希望于道德入法，幻想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根治道德滑坡“顽症”。但实践证明，道德和法律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调整靠自觉，法律规范调整靠强制。换言之，只有道德规范调整失灵，才可能使用法律规范去调整。同时，法律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将本属道德规范的行为，硬性地通过法律规范来调整，其结果可能反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基于这种理念，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规定明确了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重新确立了“亲亲相隐”制度，与孟子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其出发点在于法律应该更为人性化，藉以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伦理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解读孟子的“亲亲相隐”法治思想，必须正确理解其真正精神。孟子的“亲亲相隐”法治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必须立足于现实、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必须与法律所要调节的社会关系特点相适应。如果一味地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就孰重孰轻简单地划等号，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难以真正发挥道德和法律两个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