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从在呼声中落地到如今的常态执行，已有一年。据公安部统计，从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而随着酒驾、醉驾“双降”，这一期间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有了两成以上的降幅。仅就数据而言，“醉驾入刑”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交了一份堪称优秀的答卷。

　　但在这些可观的数据背后，“醉驾入刑”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概括而言有两点，一是规避行为增多，比如冲岗、临时饮酒、拒不下车等；另一个是判罚标准缺乏统一口径，缓刑被过度采用。从后果看，这二者都直接削弱了“醉驾入刑”的威慑力。对此，广东省的数据可以佐证：去年5月1日至9月29日，广东查获的醉酒驾驶数量比前年同期减少26.53%，而从去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全省查获的醉酒驾驶人员数量已上升到只比前年同期减少了11.49%。这说明，随着“醉驾入刑”的刚性逐渐柔化，酒驾、醉驾也开始出现反弹。

　　要遏制反弹，就必须对相应规则作出调整，因此，及时出台司法解释是必要的。现在关键在于，在整体量刑标准不宜提高的基础上，司法解释的切入点应定在哪，才能在公平与震慑之上寻找最佳平衡。

　　其实，从“醉驾入刑”已暴露的问题来看，不管是规避查处增多，还是缓刑滥用，都可归于缺乏指导性的执行框架。比如，若酒驾嫌疑人拒绝下车接受检查，由于《刑法修正案》和《道路交通安全法》都缺乏细化方案，民警如何操作，就成为技术性难题。劝说、警告无效后采取拖车或者强制破窗是理想方法，但却又违背了“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权力法则。同样，冲岗、临时饮酒等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不少醉驾行为最后无法入刑，而只能以“妨碍执行公务”之类违法行为论处。

　　至于判罚标准，醉驾一律入刑还是不一定入刑，此前官方的表述，都曾有过自相矛盾；加上地方法院对“宽严相济”原则理解不同，拘役、缓刑还是免刑，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自由掌握。于是，醉驾实刑率高的北京、杭州等地，达到了99%左右；低的如合肥，从去年5月到今年2月，无一醉驾行为被处以刑拘。量刑混乱，直接削弱了“醉驾入刑”的权威。

　　总的来说，司法解释的大体方向是明确的，即加强法律的指导性，填补规则的盲区。比如确定典型案例加条文的审判依据，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文中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抽象表述，规范缓刑、取保候审的适用标准，对知法犯法、多次犯罪加重惩治力度等。“醉驾入刑”原本以高压姿态规范驾驶行为，进而维护公共安全，但从目前来看，其约束效力已初显疲态。“醉驾入刑”要走得更远，仍有赖于有针对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