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用枪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宽严变化的过程。2003年2月1日，公安部五条禁令施行，其中规定，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民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或者持枪犯罪的，对所在单位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上一级单位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应引咎辞职或者予以撤职。规定虽然严格但是由于许多规定过于笼统、抽象，如什么情形属于“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什么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在实践中不太好掌握。

    近年来，警察在执行职务中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使得警察的枪械使用与管理上，处在用与不用的现实矛盾纠缠之间，始终左右摇摆不定。正是因为此，警察在使用枪支后会成为舆论焦点，群众一面倒的认为警察用枪属于滥用枪支，滥用职权。面对当前形势完善开枪的程序性规范实乃当务之急。具体说来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法律上完善。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对警察携带和使用武器的规定细致到了“如果遇到马匹受惊，哪种情况下可以开枪”的程度。应出台《条例》的实施细则，将枪械使用的条件、程序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细致化，将基层警察正确使用枪支和警械的实例和情境汇编成册，下发各级公安机关，变抽象为具体，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二、加强实践训练。在特殊情境与氛围下警察的危险感会上升，警察使用枪支或警械的念头往往在一瞬间就形成了。警察不敢开枪或不会开枪，除了欠缺民众信任外，警察自身的工作技能与综合素养不够也是诱因。面对民警伤亡的现实，对警察使用枪支的训练要与法条教育做到有机的结合。决不能发生用枪时因“走火”而引起不必要的伤亡和谴责。只有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才能在遇到暴力犯罪的紧急情形下，遵照法律程序，合理使用武器。同时应该加强实践训练，使民警对枪支使用条例在实践中能熟练掌握，而不是只停留在模糊的纸面印象上。

    三、完善事后报告、调查制度。我国亦规定了警察开枪的事后报告、调查制度。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相关立法及警务实践中，对于开枪事件的事后处置仍然失于粗疏和草率。勘验、调查工作仍由案发地公安机关负责，导致人们对警方是否存在“偏袒”，调查结论是否客观、公正产生疑虑。如果警方能够及时公布案情、回应公众质疑，实施心理干预等，则又是修补警民关系、赢得信赖的契机。有关部门应该完善警察开枪事后调查报告制度，让每一声枪响都经得起公众的质疑与时间的考验。

    作为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警察合法使用枪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民众赋予其的责任。同样，在作为西方立宪基础的早期“设防”学说中，国家权力天然具有手段性与扩张性的特征，而公民权利则拥有自身的脆弱性，在此基础上，警察枪支使用权的配置和行使——作为高致命性的国家权力，更需要合理且严格的控制与设置。对于警察动用武力的标准，不仅是实体法的限制，程序制约同样重要。

   （作者单位：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