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提高法官收入、改善法官待遇是现在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学者对此关注颇多，笔者就此粗浅地谈论这一问题。人民法院要造就一支公正、廉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的目标，应从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入手。笔者从我国法官待遇较低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洋法官实行高薪制的原因，探讨我国实行法官高薪制存在的制约因素，希望能抛砖引玉，期望有关学者为解决法官待遇问题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法官；收入；高薪

    一、我国现行的法官待遇，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法官工资待遇偏低，不利于法官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

    多年来，我国对法官的管理体制一直采用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管理模式，法官的工资标准也是实行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工资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一九八九年以来，我国的法官与国家公务员一样虽经历了多次加薪，但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国内其他阶层相比，法官的工资收入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还达不到基本合理的要求。由于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以“低薪制、高福利、多补助”为特点的工资政策，虽然工资水平比较低，但在职时可以享受的各类福利、补助相对较多，如过去的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这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资的不足。然而，在逐步实行社保改革和取消福利分房等改革以后，一些福利待遇的取消使得法官工资水平偏低的问题显得愈发突出。改革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都要由个人来承担，而法官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无法应付这一系列支出。这将产生某些不利的后果，工资过低导致法官得不到激励，直接影响审判工作效率，甚至产生不公正、廉洁或以权谋私的现象。①   法官工资待遇低，给法官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现在的消费水平日渐高涨，就每月那一、二千元工资，除了房租、水电、伙食费，已经没什么剩余的，更不用说供孩子上学、赡养老人了。 法官工资待遇低，不足以养家糊口，整天为了生活而发愁，难于增强法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二）法官工资待遇低，法院人才难进，人才难留。

    法官的工资待遇低，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工资福利与东部发达地区基层人民法院相比差距太大。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初任法官一定要经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而从现实来看，我国现在对法官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考”，也就是说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要想当法官，首先必须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随着就业压力的骤增，考公务员的人自然就多了，据统计，大学毕业生有80%以上的人会选择公务员考试，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通过“第一难考”的司考，其难度就不言自明。退一步，即使真有这样的人，可想而知，在现行的工资待遇下，会呆多长时间？充其量法院也只是一个跳板而已，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人际关系网，加上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优越条件，这些人还是会辞职当律师或选择其他就业方式。法官的缺额越来越严重，法院人才难进，人才难留。据相关报道，广西基层法院法官已出现严重断层现象，这将大大影响法院司法能力的建设。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法官工资待遇低，法官应有待遇得不到保障，法院没有吸收高素质人才的引力，导致外面的人才不愿进来，法院内部人才外流的现象。

   （三）法官工资与法官职业化相悖，不利于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建设。

    法官素质与待遇成了一个很难破解的难题：没有素质，还妄谈什么待遇，而没有待遇，高素质的人才又从何而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是先提高法官素质，然后再为高素质的法官提供优厚的待遇？还是先提高待遇，以此将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吸引到法官的队伍中？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在所有的法律职业之中，法官的收入或许不算最高，但显得更为神圣和荣耀，若非待遇的差距过于悬殊，或者现实的保障过于薄弱，通常人们不会愿意辞去这份职务。而法官流失的现状显而易见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当人们围绕着法官素质与待遇，还在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鸡飞蛋打”的不妙结局。

其实大可不必纠缠于鸡和蛋的先后之争，我们能够确立的前提是：法治社会需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担任法官，而现在的客观情况却与之背道而驰—高素质的不愿来，就算来了干不了多久又会跑掉，那么结论就是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提高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反过来说，非要等到法官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再考虑其职业待遇问题，那么这也意味着既没有鸡也没有蛋，到最后，我们的法治理想或许就是一场空。②

   《法官法》已颁布实施了10年，对法官也早已实行了等级评定，《法官法》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但实践中，法官的工资标准仍一直是参照国家公务员体系执行，未见有何《法官法》所规定审判工作特点起到作用，审判津贴也2007年7月31日，国家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法官审判津贴的通知》，决定对各级法院在职法官实行法官审判津贴。津贴按现行法官等级执行相应标准，共分12个等级，各等级法官每月的审判津贴标准为：首席大法官340元，一级大法官318元，二级大法官298元，一级高级法官278元，二级高级法官262元，三级高级法官246元，四级高级法官233元，一级法官220元，二级法官210元，三级法官200元，四级法官190元，五级法官180元。虽然重新加入了法官津贴，但是一两百元的补贴，甚至连每天买一斤猪肉都不够，将法官等同于苦力工人，该通知实在是对法官极大的讽刺。③

    二、提高法官待遇存在的障碍

针对我国法官待遇偏低的现状，提高法官待遇是必须的。但问题的复杂程度远非一个简单的“加薪”可以解决，其主要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一）法官待遇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以规定

    法官的工资待遇基本由公务员法调整，虽然大陆法系也将法官纳入公务员系列，但通常会为法官制定单行法律，规范他们的工资待遇。与其他国家规定任何机关不得任意降低法官工资不同，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法官的工资福利；法官到一定年龄必须退休，法官基本不享有全薪退休的权利，不能参与涨薪计划；法官的住房、医疗补助、福利保险十分有限。最高人民法院曾两次从律师队伍中招考法官，第一次招10名高级法官，最高法院下了大功夫，不仅在电视、报纸上发表公告，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结果出乎意料：报名者寥寥无几，考上的只有两名，第二次招15名法官，结果同第一次大同小异，报名者仍寥寥无几，最后只招了一名。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官待遇低，执业两年的律师收入比工作了十几年的法官收入还高，资深律师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律师中招法官才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

   （二）法官待遇地区差异大

    作为整体的法官工资水平是偏低的，但我国法官工资是由地方财政控制的，因此不同地区的法官收入差别很大。这就并不排除某些地方法官的工资是合适的，甚至是非常高的。以北京市朝阳区法官的工资为例，月薪可达8000多元，工资并不低。而在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法官的月工资普遍在1000－2000元上下，一些快退休的法官，其工资也就将近3000元。 甚至在同一个地区，同是一名科级干部，基层法院的法官与市级法院法官相比，也差距甚远，这就造成不同地区法官心里的不平衡，以致出现向当事人收取赞助费，向当事人出售诉状纸，有偿代当事人写诉状，收取法律咨询费等怪现象。

   （三）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

    在我国，法院的财政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握，法官的福利待遇却远逊于同级行政人员。人民法院在地方国家机关中，充其量只是地方政府的局级设置，法官的工资于同级政府人员相比处于中下等地位，这是相当不合理的。首先，国家公务员的专业水平要求远远不及法官，即便是公务员考试，也是主要针对一些常识进行考察，而并非像司法考试一样对专业知识进行细致的考察。其次，公务员的责任远不及法官大，作为保障社会利益及法律正义为责任的群体，法官背负的责任以及压力是公务员所不及的。

    有关经费法院要靠自己收取诉讼费用弥补，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则少收。造成法院不仅要担负极繁重的审判任务，还要考虑如何“创收”。有的县法院把收费指标作为硬性任务下达，并列入岗位目标考核。④否则，不仅财政拨款少，而且诉讼费用也会被调控，从而造成有些法院拿原则换取行政机关的支持，比如行政诉讼始终发案率低、撤诉率久高不下，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各地消费水平、货币购买力相差迥异，不存在完全统一法官收入的可能。既然我国的地方法院法官由各级人大产生，那么法官的工资福利也应该由人大来主导，从而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各级人大批准，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未来中国法官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基本收入，全国同级法官应该相同；另一部分为地区差异平衡收入，这部分收入应该根据不同省份、市县的消费水平、货币购买力，通过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来计算。

   （四）法官整体数量增多，相对数少

    200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组数字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法官人数已达到21万。数量虽然不少，但是业务骨干却不多，就笔者了解，有些基层法院人员庞杂，其中很大部分（可能达到1/3）人根本不适合当法官，这么大部分人占着位置，却做了不事，纯粹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久而久之，也给能办案的法官产生心里上的不平衡。既然拿着同样的工资，不做事的和做事的待遇一样，那么这些能办案的法官会怎么样，可能会造成办案效率不高，心态不端正，这对当事人极不公平。因此，只有削减法官数量，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法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法学人才到法院来。

    三、国外法官待遇情况

    如前所述，我国法官待遇面临着中等偏下的水平，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悬殊。笔者试图从国外的“洋法官”待遇状况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提高我国法官待遇的举措。

   （一）法官高薪制。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较为丰厚，法官收入高于公务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补偿；二是高薪制更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生活上的后顾之优，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和利益的诱惑，例如，19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年收入约177500美元，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的年收入约133600美元。美国各州的法官收入了比较高。如纽约州法官年收入为115000美元，加州的法官年收入为121207美元，阿肯色州的法官年收入为105.872美元。英国法官在1997年初法官和地区法官年收入为64889英镑，巡回法官为79669英镑，高级法院官的年收入为108425英镑，上诉法官年收入为121062英镑，大法官年收入为127680英镑，首席大法官年收入为136906英镑。英国大法官的年薪高于首相。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金与内阁总理大臣，国会两院的议长相等。

   （二）高额薪俸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工资与副总统的工资相等，最高法院其他法官的工资比首席大法官略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年薪与国会议员相等。笔者曾看过一篇文章，名为《美国法官薪水过低，引发宪法危机》，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一是法官薪金太低，法官流失严重，二是法官薪水太低的隐患——宪法危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联邦法院的地位举足轻重，除了审判权外，还享有司法审查权，可以审查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有权撤销违宪的法律。基于审查的必要，法院不仅有权解释法律，还有权解释宪法。而联邦最高法院是联邦宪法的最高解释者。在某种意义上，宪法是什么它说了算。所以，法官的素质至关重要，倘若法官薪水过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甚至导致人才流失，后果显然十分严重。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这种“宪法危机”论，充分体现了对司法的确信，对法院地位的重视。从英国高级法官的工资高于内阁大臣，并规定法官被任命后，对其薪酬和其他职务条件，任何机关不得做出不利变更 。泰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工资与总理、议长相等；最高法院高级法官，其工资与副部长相等；最高法院普通法官，工资与事务次长、曼谷市长相等。

   （三）工资收入不得减少的制度。大多数国家规定法官在职期间，其收入不减少，如美国    宪法第3条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期间内得到他们的服务报酬，该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即使因紧缩政策或通货膨胀而对公务员的薪金采取减额政策时，也不得减少现任法官的报酬。根据法国法官第33条，如果因法院的组织或基管辖区域有变更时，可以对法官进行转调或停职，但在转调或停职期间，仍应支付原来的工资。

   （四）优厚的退休金制度，国外法律一般都规定法官在退休以后，应获得优厚的退休金。在美国，根据1937年的《退休法》，如果联邦法院的法官服务期超过10年，或作为法官服务期超过15年其退休后的收入与其在退休前一年的收入相等。由于美国联邦法官在退休大都能达到上述服务期，因此其退休后可以领取全额薪金。日本也规定法官依大正十二年的《恩给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法官退休时，应获得优厚的待遇。

    依1958年的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法之规定，如法官退休时参加的“共济组合”期间达二十年以上者，给与“退职年金”，至其死亡时为止。该项“退职年金”之金额，为其年俸额之百分之四十。参加组合期间满二十年以后，每增一年，加发年薪的百分之一点五。由于实行法官退休后薪金不减少的制度，使法官在退休后可获得优厚的退休金，从而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有助于其在职时保持公正廉洁。

    在对法官实行经济保障的同时，国外的法律一般都明确规定法官不得兼职，如不得兼任行政职务，不得兼任议员，尤其是不得兼任律师，美国律师协会制订的《司法行为条例》禁止法官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或兼任营利的职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洋法官较高的收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工资比同级公务员高。第二，工资的绝对数较高。第三，在退休待遇、医疗保险、住房补贴、交通补助、年度休假等方面享有各种优惠。第四，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或者根据通货膨胀比率适时提高法官薪水。

    四、“洋法官”工资高的原因透析

    既然给法官较高的薪俸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官的收入又是偏低的，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提高法官收入。这样的推理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为什说法官应该享有较高待遇？一、两千元左右的工资尽管不多，但总比下岗工人、普通农民多吧，这样的质疑是值得思考的，这就有必要分析一下国外给予法官优厚待遇的原因。⑤

   （一）任职资格严  

    为保证法官的高素质，各国一般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做出严格的规定，法官的任职资格都比普通公务员高，甚至高于其他司法人员。一名法官获得任命必须经过近乎残酷的筛选，法官群体基本上属于社会精英。

    美国联邦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任职资格，但在实践中除要求法学学士以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且已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在德国，取得法官资格必须通过两次国家考试。日本法官任职的基本资格是，四年的法学学习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者进入司法研修所接受一年半的培训；进修结业前进行一次毕业考试，考试合格并获得法院任职资格者，才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地方法院做助理法官，通常情况下十年后才能升任法官。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成为法官的人，基本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美国学者将法官的特点概括为年长、经验、精英。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修养，还有优良的职业道德、丰富的审判经验、深刻的社会阅历、崇高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的良心、正义的保障，具备这样素质的认识有理由享受丰厚的待遇的。

   （二）司法独立和公正的需要        

    在法官的物质保障方面，应当正视法官个人的正当需求，这也是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要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了需求层次论学说，这些需求层层递进，当人的某一级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法官除了具有公职角色外，还有作为自然人的个人角色，不可对其一味作理想化的角色定位。

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有必要在社会资源能够承担的条件下，给予法官在任职期内适当甚至较高的收入。高工资保证法官优厚的生活条件，以俸养廉，从而利于保证法官独立，秉公执法。

   （三）与法官从事的高智力工作相称  

    司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是一个依靠理性和知识做出公正判断的过程，是一件关系人们的权利、是为权力划定界限的事业，这就要求法官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神圣”的一面，这种神圣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赋予的，必须使法官的职业待遇与法官的职业地位相称。法官职业需要较高的智力和特别的训练，法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纠纷，通过严谨的法律思维和严密的法律逻辑推理，作出判断。正如前文所述，法官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理论修养，还有优良的职业道德、丰富的审判经验、深刻的社会阅历等。⑥

    五、提高法官待遇的理性思考

    既然我国法官待遇存在着种种的不合理之处，而且作为一个法制国家，我国法官的待遇偏低，那么是否有必要提高法官的待遇？如何提高法官的待遇？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笔者个人粗浅地认为，从保障司法的独立、廉洁和公正的迫切需要出发，借鉴国外普遍采取的法官高薪制，对法官制度及待遇制度必须改革，方能使这一职业走向良性循环。

   （一）高薪制有利于司法队伍的反腐倡廉。

    不可否认法官待遇不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全国绝大多数法官是好的，但司法腐败问题却十分严重，少数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枉法、贪图享受、欺压百姓等问题时有发生，司法腐败也直接导致了许多裁判的明显不公，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造成司法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法官素质偏低等原因以外，法官待遇差也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一位法官由衷地说：“我们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所有社会矛盾的焦点，交集在我们这道最后的屏障前，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用法律能控制和衡量的，有时候真的感觉到身不由己，心力憔悴，太累了，有时候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笔者敢说，这是很多法官内心的真实写照，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正如最高法院原院长肖扬所指出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个别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客观原因，与法官的待遇低下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要贯彻落实《法官法》，努力提高法官待遇，这是廉政的物质基础。既要严厉化律，又要关心法官物质生活，形成一种不能贪、不愿贪、不敢贪的局面。”为此，需要通过薪俸丰厚的制度解除法官生活上的后顾之优，让法官不为生计而发愁，不为小利而枉法，不为恩惠而动心。集中精力去研究法律，公正司法，廉洁奉公。

   （二）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是造就法官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长期以来，由于法官待遇不高，不少优秀的法官转化律师或从事其他职业，造成法官人才的流失。正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尴尬一样。也有一些优秀法律人才不愿进法院当法官，司法机关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有高效率的司法工作。

   （三）进一步实行法官员额的精简，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正如笔者前述，现在我国法官的绝对数量大，人员庞杂，这对法官队伍职业化的发展是极不利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作为国家权威象征的法官，其名额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⑦我国作为这一整体也应如此，应将那些不具备法官业务能力的人从法官队伍中精简掉，把法院人员中过多的非办案岗位上的人员分流掉，以高薪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否则，对如此庞大的队伍实行高薪制，国家财政也会感到负担沉重。

    但是必须看到实行高薪制只是廉政的一种方式，绝不是廉政的唯一保障。高薪有助于养廉，但不一定必然实现廉政。并不是给法官涨了工资了事，而是要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法官公正办案才心安理得，百姓的纠纷也能得到公正、公平的裁判，社会也才不会因枉法裁判而民怨不断，进而趋向和谐。

   （四）法官收入与公务员脱钩，将其交由人大主导。人大根据责任与报酬相适应原则，在其对法官地位的合理判断下，对法官收入进行调控。

   （五）笔者认为，还应该多关心法官的心理健康，国家应该承担这笔费用，让每个法官都有排遣心理压力，享受心理辅导的待遇。社会进步了，法制前进了，我们好象从没有去关注过走在法制一线的这群人，这群特殊的人，社会为他们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让这些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人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步的表现，是国人之福，也是国家之福！⑧

    六、结论

    从前述可以看出，提高法官待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加薪问题，还关系到制度的完善与体系的保障，但是，笔者认为，只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通过各种改革和制度创新，在相对国家公务员工资标准上，提高法官工资待遇，实行我国特有的法官高薪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参考文献]

    ①邹抒君《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是司法廉洁保障制度的重要途径》

    ②王新明《法官素质与待遇的悖论》，法律适用，2003(1)

    ③关毅《浅谈法官待遇改革》

    ④晏祥龙《法官职业待遇呼唤公平》

    ⑤张晓蓬《从比较法的视角看我国法官收入》

    ⑥张晓蓬《从比较法的视角看我国法官收入》

    ⑦邹抒君《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是司法廉洁保障制度的重要途径》

    ⑧时永才《再论法官的职业化》，法律适用，2002(12)

   （作者单位：广西全州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