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开始，醉驾、酒驾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困扰社会多年的酒驾事故高发问题在短短半年内下降了五成，制度设计的威力何其之大，可见一斑。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故意遮挡和污损号牌的行为，作出一次扣12分的上限处罚。对此新规，有刑法学专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认为应将故意遮挡或污损号牌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新增刑法罪名，以刑事手段打击该种行为。这一建议的提出，无疑是见识到“醉驾入刑”制度威力后的一种制度效仿。但是，“遮牌入刑”真的可行吗？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这一做法有“重刑主义”之嫌，与当前法治理念不相符。

    就“遮牌入刑”问题，有八成网友表示赞同。有人认为，故意遮挡、污损车辆号牌，多数司机是为了超速不被拍照，而超速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严重，如果车牌被遮掉，出来事故后无从查证，不能很好的追究犯罪和挽救被害者的损失。因此，只有以刑法惩处“遮牌”这一行为，才能起到威慑作用。也有人认为，如果“遮牌”以罪论处，未免过重，况且公安部实行新规，对故意遮挡、污损车辆号牌的行为，按扣12分的上限处理，就完全可以治理遮挡或污损号牌的行为，没必要上升到刑法的高度，对该类行为，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完全可以消除。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个系统地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的思想家。一方面，他提出“重刑爱民”论，在《去强》提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认为刑多赏少使人民不敢犯法，就是对人民的爱护，民众便会对为君主效力卖命。同时指出，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轻，刑罚才有威严。君主能用尊贵的爵位赏赐，才是对人民的爱护；人民害怕严厉的刑罚，才肯为君主牺牲。另一方面，他认为重刑是达到“刑去事成”的必由之路，即“以刑去刑”。用战争来消灭战争，那么进行战争就是必要的；同样，为了消灭刑罚，“虽重刑可也”。因为“重刑”能够使人们畏惧而不敢犯罪，所以是“去刑”（即消灭刑罚）的途径。商鞅的“重刑”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夸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现。

    反观“遮牌入刑”主张，借鉴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一位副教授的观点，在民意时代，要把某类对民众生活产生威胁的行为上升为犯罪，再容易不过，出于社会人的本能，任何对自己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都应该予以禁止。当下中国，在法理、道德以及政治层面上，对各种轻微危害行为，都有大把理由将其犯罪化，即便“超速入罪、闯红灯收监”等变态规定，也完全有可能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上升为立法。然而，对于轻微危害行为，我们每为国家权力让开一步，极权主义的阴魂就会扩散一片。因此，在民主尚未沉淀为刚性制度的时候，对轻微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必须慎之又慎。过度的犯罪化，将为极权的左冲右突提供无限机会，无异于国民的作茧自缚。很多学者总拿欧美等国对虐猫打狗等行为都要治罪的现状，论证中国轻微行为入刑的合理性，殊不知，同样的犯罪化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寓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千百年来，重典治乱都是国人的惯常思维，“乱世用重典”，“重罚之下，必有顺民”。刑罚的双刃性、谦抑性、节俭性、最后性等原理，都提醒众生：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能不用则不用，对罪犯自由的剥夺也是现代社会必须考量的高昂社会成本，只有在其他法律确实无计可施时才可以动用刑法。对于遮挡和污损号牌等危害行为，如果扣分难保人民群众利益，当然可以提高处罚力度——终身禁驾、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想必一定是好用的，但是，不能跳过行政处罚手段直接谋求刑罚介入，这未免视“国之大事”的刑罚如儿戏。无论是“借道”重罪以求个案严判，还是寄望升格刑事立法以求彻底根治，都体现出人们对重刑主义的迷恋。而现代法治国家，刑事立法乃是遏制违法犯罪的“最后配置手段”，动辄将现实中难以治理的违法现象上升为刑事规范或升格新的罪名，并不合乎刑事法治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是非到迫不得已的地步，国家都不宜启动刑事立法加重对违法公民的权利剥夺。

    从司法的角度看，作为人类化解纠纷的智慧成果，司法主要是理性的产物，而非单纯的民意判断。如果一味顾及原本难以琢磨的民意诉求，甚至丧失最基本的法治常理，背离罪刑法定等人类刑事法治文明准则，那么对于国家的法治构建而言最终是有害无利。

    由此，“遮牌入刑”须慎行。

    作者单位：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