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此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翻遍分则条文，可以发现并无关于抢劫国有档案的规定。现在的问题是，行为人抢劫国有档案的，应如何处理？

    对此难题，当前刑法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无罪。既然刑法只规定了对国有档案的抢夺、窃取行为入罪，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没有规定，说明刑法存在漏洞。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行为人抢劫国有档案的，只能无罪。第二、按抢夺国有档案罪处理。因为二者虽不等同，但抢劫比抢夺相比，只多元素不少元素，也即抢劫行为中包含了抢夺的内容。既然如此，就可以舍弃掉抢劫比抢夺中过剩的元素，只取二者重合的行为内容，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评价为抢夺国有档案罪。第三、直接以抢劫罪论处。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面临疑问，其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对国有档案实施的行为性质较轻的抢夺、窃取都成立犯罪，那么对国有档案实施的行为性质更为严重的抢劫反而无罪，这似乎不合理，也违反了举轻以明重的法学基本原理。因为“对于入罪，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举轻以明重符合刑法的整体法秩序和正义的要求。”[1]针对这一局面，如果解释者以法律存在漏洞，就是这么规定的，解释者无能为力为由，坚持认为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无罪，从而维持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局面，似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刑法都不可能对各种行为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刑法规定的越详细，漏洞就越多。发现并批判刑法的缺陷并无多少意义，解释者能够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把有“漏洞”的刑法解释的没有漏洞，实现个案正文，这才是智慧。“解释者与其在得出非正义的结论解释结论后批判刑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2]在有可能采用其它方法得出更合理结论的情况下，第一种观点简单武断的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无罪，似乎并不妥当。

    第二种观点应该说颇有见地，张明楷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刑法学》第四版中，也持这种观点。[3]该观点摒弃细枝末节，看到了问题的核心，紧紧抓住抢劫和抢夺的复合部分，经正确推理，进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一创造性的思维值得肯定。然而，这种观点同样存在疑问，一方面，把抢劫评价为抢夺，尽管说理充分，推理无误，但估计很多人一时难以理解并接受。另一方面，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抢劫国有档案无论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最多也只能判五年，这就容易导致罪刑失衡。例如，吴某抢劫了大量重要的机密国有档案，造成了异常重大的社会危害，按该观点，对吴某应以抢夺国有档案罪论处，根据《刑法》第329条，最重只能判处吴某五年有期徒刑。[4]这样的刑罚显然没有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缺乏应有的威慑力。

    在笔者看来，还是第三种观点较为妥当。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并不存在什么障碍和缺陷，相比前两种观点，直接按抢劫论处可能更为合理。当然，这种观点最可能面临的诘难是：国有档案不能评价为财物，故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不能定抢劫罪。这或许也是反对成立抢劫罪最大理由。

    本文认为，这种反对理由值得商榷。实际上，任何有形的物质都有价值，国有档案基本上都是以纸质形式存在，故即使是当作废纸出卖，也有价值，也理应可以评价为财物。由于抢劫罪侵犯了双重法益，并非数额犯，入罪无需考虑数额，故即使行为人抢劫了一张普通白纸，若情节严重，那么理论上仍然有成立抢劫罪的可能。既然如此，行为人抢劫同是作为纸质的国有档案，为什么就不能以抢劫论处呢？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刑法》第329条第1款，把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单独特别规定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从而将该行为排除在财产犯罪这一章之外，说明立法者不认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构成抢夺罪或盗窃罪。这就反过来证明立法者认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没有侵犯财产法益，故国有档案不能评价为财物。笔者认为，这种反驳同样难以成立。事实上，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规定在分则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中，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国有档案作为特殊的重要资料，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所记载的内容上，而不是体现在作为载体的纸质上，不能说明国有档案本身不可以评价为财物。

    至于说国有档案的价值难以评估，按抢劫罪论处将导致难以计算抢劫数额这些疑问，也难以成为反对理由。

    事实上，在刑法分则中，违反举轻以明重原则的条文并不少见，它们无不在考验着司法工作者的智慧。例如，本文探讨的抢劫国有档案即为适例。又如，《刑法》第262条规定了拐骗儿童罪，但对盗窃、抢劫婴幼儿这些危害更为严重的行为，刑法反而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那么行为人若盗窃、抢劫婴幼儿该如何处理？显然，婴幼儿是绝对不能评价为财物的，故排除盗窃罪和抢劫罪。那么是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行为人无罪？还是把盗窃、抢夺行为解释为“拐”，进而把盗窃、抢夺婴幼儿行为认定为拐骗儿童罪呢？[5]

    再如，《刑法》第263条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系法定刑升格条件，但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刑法却没有作出规定。现在的问题是：若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法官量刑时是否将法定刑升格？是严守字面涵义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升格，还是发挥聪明才智，把“冒充”二字解释为“假冒”和“充当”，进而将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认定为“充当”军警人员抢劫。

    立法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一经制定，就落后于时代，刑法不可能制定的完美无缺，更不可能对所有的情形都作出规定。法学研究者尤其是刑事司法工作者，一味的指责刑法的缺陷或漏洞并无多少意义，动辄建议修改刑法也并非上策。正所谓福祸相依，法律条文的缺陷和模糊并非绝对坏事，条文解释的灵活性为法律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广大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好舞台。因为法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更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其不像物理和化学那样，可以埋头在实验室里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演绎结论并非真理的判断，而是价值的判断，我们很难说哪种解释结论绝对正确，只能说哪种解释结论更为合理，更能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面对需要解释的模糊条文，每一个司法工作者，都应当怀着公平正义之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作出合法又合理的解释结论。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也是法官应当努力追求达到的目标。

    注释：

    [1]吴学斌：《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准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说第3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84页。
    [4]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作者单位：安徽省肥西县法院山南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