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实践中恶意虚假诉讼的具体表现方式

    司法实践中恶意进行虚假诉讼的手法隐蔽多样。如虚构民事争议、虚构民事主体，一般情况下伴随着伪造、篡改证据。既有双方当事人串通利用虚假的事由、证据等起诉致使第三人利益受损的情形，也有原告利用虚假的事由、证据等起诉被告致使被告利益受损的情形。

    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屈红声、张松振妨害作证一案：1999年初，为非法占有新安县西沃乡下板峪第二煤矿(以下简称二矿)的移民补偿费,被告人屈红声、张松振（二矿矿长）虚构洛阳市移民开发服务公司与二矿的投资联营合同及二矿收到90万元投资款的虚假收条，屈红声以原告移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到法院起诉二矿及矿长张松振，诉讼中，张松振伪造二矿公章及矿长身份应诉，并同意调解，法院作出了经济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屈红声以移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张松振继续以矿长名义同意强制执行，并出具相关证明给予协助，后法院从洛阳市小浪底水库移民安置局执行回106万余元转给移民公司，该款由二被告人以一定比例分配。

    还有另一起案件（该案最终以诈骗罪定案）：2002年，被告人刘恩利找到被告人侯伟波（佛阳公司原业务员），让侯伟波帮助其伪造刘恩利同佛阳公司发生耐火砖业务的相关证据，并承诺事成后给侯伟波4万元好处费。后刘恩利将佛阳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货款，诉讼中刘恩利指使侯伟波用盖有佛阳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纸伪造了佛阳公司与刘恩利签订的“购货合同”、“收货条”、“还款协议”等。法院依据二被告人伪造的证据，最终判决佛阳公司支付刘恩利货款及违约金。后刘恩利申请法院执行，已执行34000元，其余款项因佛阳公司报案而案发。

    实践中虚假诉讼的案件特征：

    第一、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存在亲属、朋友等特殊关系。原因是找亲戚或朋友造假进行诉讼，成本较低、操作方便、易于得逞。

    第二、当事人之间配合默契，查处难度较大。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到庭率较低，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障碍；即使参加诉讼，也不会进行实质性的诉辩对抗，或者假戏真做地辩论一番，且多为“自认”；有的当事人还为对方提供便利，如代请律师、代交诉讼费等，以便加快诉讼进程，早日骗取法院裁判文书。

    第三、多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当事人已事先合谋串通好，且具有特殊的关系，法官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对证据材料审查、案件事实查明着力不够，虚假诉讼被发现的可能性较低。

    第四、案件类型相对集中。以下几类案件易发高发虚假诉讼：民间借贷案件；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

    二、恶意虚假诉讼的危害

    1、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信力。虚假诉讼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以法律赋予的权利为外衣，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诱导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裁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严重偏离司法公正，损害司法权威，削弱司法公信力。

    2、干扰正常审判秩序，背离诉讼制度目的。诉讼制度的本质目的在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虚假诉讼行为人编造本不存在的法律纠纷，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谋取非法利益，势必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引发新的法律纠纷。

    3、浪费有限司法资源，降低司法工作效率。在当今，司法资源十分有限。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案件数量激增，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凸显。由于虚假诉讼具有极大隐蔽性，不易为承办法官察觉。而案件一旦判决或裁定，错案的纠正往往要经过复杂的二审、甚至再审程序才能完成，由此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4.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虚假诉讼导致他人合法权益受到行为人的不法侵害，且这种侵害存在法院在不知情情形下参与其中的因素，与一般不法侵害相比，虚假诉讼更大程度地破坏了社会公平环境，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关于恶意虚假诉讼的定性

    司法实践中，关于恶意虚假诉讼的定性一直争论不休，法律规定界限过窄和有关解释的影响，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困惑。

    1、有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妨害作证罪或帮助伪造证据罪。《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并没有关于虚假诉讼犯罪的规定。有人主张将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虚假诉讼当事人以妨害作证罪或帮助灭、伪造证据罪论处。但妨害作证罪是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对当事人本人伪造证据的行为是否适用？

    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诈骗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虚假诉讼行为人积极追求的目的是非法侵犯他人财产，而妨害司法只是手段，诈骗罪客观方面的本质特征在于“骗”，而对于“骗”的对象并没有严格限制，因此，虚假诉讼中所骗的对象是法院和法官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但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3、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加强立法，在妨害司法罪中新增一条罪名，对情节较重、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的虚假诉讼行为人，以“诉讼欺诈罪”论处。单独设立“诉讼欺诈罪”能有效遏制虚假诉讼行为，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但是，新设罪名也可能会给审判实践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此罪与彼罪的衔接与区分。诉讼欺诈罪与妨害作证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等的衔接与区分具体表现在诉讼欺诈罪与各罪之间是否存在想象竞合、牵连等关系，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定罪等问题。这些情况都是设立新罪名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次，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不明确。诉讼欺诈罪并不制裁所有的虚假诉讼行为。对于影响不大、性质不十分恶劣的虚假诉讼行为并不能以“诉讼欺诈罪”来处罚，但无罪并不代表不违法，那么，如何确定诉讼欺诈罪和一般民事侵权的界限是在审判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最后，诉讼欺诈罪并不能维护案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实践中原被告双方串通提起虚假诉讼，往往受害人是案外人的情形居多。单独设立新罪能有效的惩治犯罪，但并不能有效维护案外人的合法利益。

    四、关于虚假诉讼的立法完善

    关于虚假诉讼，在立法完善上有两个方向，一是增设“故意妨害审判活动罪”或“伪造民事证据罪”等妨害司法罪一类的新罪名，二是增设“虚假诉讼罪”或“诉讼诈骗罪”等侵犯财产罪一类的新罪名。之所以出现罪名归类的困惑，主要原因在于虚假诉讼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当犯罪侵犯复杂客体时，犯罪性质应由主要客体决定，因此如何归类关键是对虚假诉讼主要客体的认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认为虚假诉讼侵犯的主要客体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若此则应归入妨害司法罪中，不少人亦持此观点。该观点分析虚假诉讼所侵犯的两个客体的关系是：虚假诉讼不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就无法取得财物，故而其侵犯的结果首先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然后才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虚假诉讼一旦发生，对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影响是必然的，而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是否得以最终完成仍是或然的；虚假诉讼侵犯的二客体间，司法秩序属于公权范畴，公民财产权属于私权，而公权大于私权。由此得出结论，在此二者中，更重要、更关键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不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事实上，虚假诉讼行为人积极追求的目的是侵犯财产，而妨害司法只是手段，对于实施该行为将影响正常的审判秩序这一结果并非行为人的实际目的，而是行为人为实现侵财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不可避免导致的后果，行为人的犯意重在侵财，对妨害司法主观恶性较小。因此，根据主客观统一的归罪原则，应认定虚假诉讼侵犯的财产权是其主要客体。并且从社会普通价值观念来看，人民群众更关注虚假诉讼所侵害的自身合法财产权利，对于因虚假诉讼而导致的民事败诉、财产受损结果，人民群众一方面有惩治犯罪者的诉求，而另一方面会认为负有明辨是非、主持正义职责的法院对此亦难辞其咎，如果将惩罚方向着眼于妨害司法，司法机关似乎有推卸责任之嫌。因此从群众感情和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刑法对虚假诉讼的规定也应以着重保护财产权为妥。另外，将虚假诉讼归入侵犯财产罪也符合当前国内外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有利于立法完善后的实践操作。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