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月消费”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为招揽、保留顾客而采取的一种营销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这种营销方式我们早已见怪不怪，如电信行业几乎每一种业务都可能存在的包月服务。这样一种营销方式，一方面使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消费选择权，并可能得到了一定的优惠；另一方面同样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商家有机会获取更大的利益。由于商家非包月服务的照常提供，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包月消费”其实必无多少批判的理论依据。

    但当因行政执法权而产生的行政罚款竟然可以包月后，一切都变味了。因为，行政主体不是商家，执法行为亦不同于经商。行政主体享有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如果行政罚款可以包月，无疑是行政机关忘记了自己的行政主体地位，忘记了自己是在行使民众赋予的国家权力，更忘记了自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此时，行政执法人员妄图从人民公仆化身为商人，直接无视了自己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

    百度搜索“罚款包月”可以得相关结果约579000个。以公路治超 “罚款包月”为例，江西、内蒙古、河南、浙江、云南、湖南等地均有相关新闻报道。最近的新闻是11月30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的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司机称在出示了月票和年票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服毒女车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并出院。而该之前一天，该栏目的报道同样涉及“罚款包月”，在天津城管违规上路罚款，面对司机投诉，城管局长提议办理包月罚款。

    其实，“罚款包月”的弊端显而易见。其一方面使那些遵纪守法的运输业从业者吃了哑巴亏，使他们的财产遭受不应有的侵害，并因此而变相地鼓励他们加入到超载的行列中；另一方面，又使超载者愈发肆无忌惮的超载，司机交以优惠的价格缴纳“包月罚款”换取了长期的违法超载。如此，“罚款包月”侵害了守法者的权益，助长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破坏了既有规章制度，增加了道路的安全隐患，损害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这无疑偏离了公路治超行政处罚权设置的初衷，或者说是背道而驰。

    “罚款包月”是以亵渎法律为代价换取的肮脏利益。“罚款包月”的背后，是执法权力肆无忌惮的变现，是以公共利益为产品追求一己私利的最大化。身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行政机关此时正以垄断者的姿态出现，傲慢且无理，既想如商家一样出售权力，又不把作为“顾客”的人民当做上帝。“罚款包月”将执法变成经商的此种行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必须明白，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理由。对于行政执法行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断健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行政执法权的依法行使，使其回归法治轨道。同时，正如央视所提到的，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依靠一纸文件或是部门规章就可以随意处罚的现象必须得到遏制。我们应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改革任务中提出，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正是一如“罚款包月”等将执法行为变成经商行为的解决之道。

    愿“罚款包月”现象不再产生，愿执法不再变成经商，愿各级政府机关以此为鉴，砥砺前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方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