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法治建设。运用法治方式、依靠法治力量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法治的春天”即将来到。司法作为法治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基本功能是借助公共权力对各种法律争端作出最终的权威性解决。笔者长期从事法院工作，想就如何发挥法院的功能和作用，推动“法治梦”的实现，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法治是社会矛盾化解的最佳方式

    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职责。社会矛盾，其核心是利益矛盾。如何协调、化解这些利益纠纷，政府是第一位的角色，更是“主角”。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系统的枢纽，在社会管理中承担第一位的和主要的责任。首先，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善治”的需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这些矛盾纠纷，为群众提供一个安居乐业、和谐有序的生存环境，是政府社会统治的应有之意。否则，社会就会出现丛林法则盛行的现象，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而这又削弱了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执政党及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矛盾纠纷多发易发。而社会矛盾过多、过于激烈，必然会对社会稳定乃至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在“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政府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等认识下，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地化解这些矛盾。政府社会治理职责，要求政府及时化解社会运行中的矛盾纠纷。其次，政府行为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关键作用。利益分配规则如何制定，利益分配方案如何实施，这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性问题，也决定了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如果利益分配规则不合理、不合法，利益分配方案实施过程中严重侵犯群众的利益，必将引起群众的不满，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如一些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企业改制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厚此薄彼，过多地考虑了政府、开放商、企业的利益，而忽视了群众的利益。“解铃还需系铃人”。预防、减少以及化解社会矛盾，关键还是要确保“游戏规则”的公平合理。然而，实践中，这些规则，如规章、规范性文件、各类抽象行政行为，都是由政府主持、同意制定或者做出的。有时，一些法律法规虽然是以权力机关名义颁布实施的，但是，制定过程中也有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影子”。因此，可以说，政府行为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坚持以法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政府治理的框架下，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政策式化解，一个是法治式化解。政策方式化解矛盾，因其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群众对其行为结果缺乏明确的预见性，解决矛盾纠纷的效果比较差。一方面，纠纷一方的利益得到满足时，另一方会继续纠缠，试图要求满足自己的利益，纠纷双方一直在进行博弈，社会永无宁日。另一方面，政策式的矛盾化解方式，因政策变化、调整等，可能导致已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卷土重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政策式解决矛盾的形象概括。应当说，通过政策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长远看其效果是适得其反。而通过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其特点是解决纠纷成本小、处理结果预见性强。在法治的框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理性的法律程序下得到妥善化解和终结，并能对矛盾纠纷解决方案，产生一个基本明确的预期，从而使社会矛盾消弭于无形，社会管理秩序得到正常运转，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可以说，法治是目前人类社会探索出的化解矛盾、管理社会事务的最合理的模式，在没有其他更合理的模式出现之前，法治就是最优的社会矛盾化解模式。当前，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法治梦”。

    二、司法是社会矛盾法治化解的基本选项

    何以实现“法治梦”？答案就是充分发挥司法在社会矛盾法治化解中的作用。如前所述，社会矛盾应当以法治的方式化解。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矛盾法治化解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的各个环节，既需要当事人和解、第三方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而且也需要诉讼解决方式。在这些解决方式中，司法化解，即通过诉讼方式化解，虽然不是唯一选择，但却是法治方式化解的基本选项。

    （一）司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下，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大多数的社会矛盾都可以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司法加以消解。现实生活中，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未能消解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以案件的形式涌入法院。法院处理的纠纷都是十分普遍而典型的社会矛盾，不仅数量大，而且都是经其他化解途径所未能解决的，处理难度更大，处置风险更高，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也最大。实践中，法院不仅妥善处理了这些矛盾纠纷，而且绝大多数效果都比较好。这足以说明，司法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矛盾“平衡器”的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司法，而且司法在社会矛盾法治化解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其他机关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司法是最权威、最终极的矛盾化解方式。首先，诉讼程序具有终局性。非诉讼程序的纠纷解决方案，当事人不服或反悔，可以提起诉讼，由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即便当事人对裁判不服，也只能在诉讼程序内寻求最终解决，而不可能重新回到非诉讼的解决渠道。其次，裁判结果具有强制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具有强制执行力，不仅当事人必须按照生效裁判的要求，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拒不履行，将被强制执行；而且协助执行人必须履行协助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再次，司法活动具有指引性。法院审判案件非常严谨。其裁判过程不仅是解决个案纠纷的过程，更是诠释法律规则、确立是非标准、指引社会生活的过程。其对纠纷的最终裁判，更被视为该类纠纷法律评价的标志，不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非诉讼程序解决类似纠纷具有指导作用，对社会生活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

    （三）司法化解社会矛盾最能体现法治精神。法治的核心是保护权利、约束公权，标志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司法不仅解决公民之间的权利纠纷，也解决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权利救济、公权制约与纠纷终结一道，成为司法的基本功能。作为法律“代言人”的司法，不仅将抽象、原则、非人格化的法律规定，适用于鲜活的法律纠纷，明是非、断责任、解纠纷，而且通过裁判案件，监督和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三、公正是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石

    司法是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选项。但是，司法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我们认为，司法化解社会矛盾，应当坚持依法公正裁判，树立解决纠纷的导向，从而推动社会树立规则意识，使一些纠纷得到自行解决。

    依法公正裁判是法院的基本职责。从法院与政府的职能分工看，法院的基本职责就是依法进行裁判，而不是保障当事人接受这一判断，保障当事人接受这一判断，同样是政府的责任。因为裁判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是法官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当事人的纠纷作出的一种法律判断。裁判做出的那一瞬间，法官对相关案件的裁判已经结束，法官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作为国家治理主要责任人的政府，不仅应当为群众提供一个大概的解决纠纷路径，还应当促使当事人接受相关的纠纷解决结果。因为，如果矛盾不能有效化解，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得不到保证。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法院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看，司法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司法活动诠释着立法精神，保障着法律的正确实施；司法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促使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通过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功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让社会明白法院支持什么行为，不支持什么行为，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但上述这些作用能否发挥，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裁判是否公正、稳定。没有公正的裁判，谈不上诠释法律、监督行政行为。当然也谈不上解决纠纷，更不会有裁判的指引作用。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法院，就是因为法院能够对矛盾纠纷做出公正的、最终的裁判，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并通过个案向社会传递法治的信仰，引领纠纷的解决思路。可以说，法院的基本职责是公正司法、公正裁判，而不是保障各方接受纠纷解决方案。

    法院要立足实际努力维护司法公正。法院每年审结案件数量巨大，绝大多数效果都很好，质量也非常高。但是，仍然有个别案件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好，影响了公正司法的实现。个别案件经媒体放大、炒作后，对法院的良好社会形象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利于社会法治信仰、司法信仰的树立。实现司法公正，需要法院立足实际，努力提高每一件司法个案的质量。只有这样，法院整体的办案质量才能提高，办理的案件才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司法的公正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应当努力确保裁判公正、形象公正。首先，要确保裁判公正。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或“重程序、轻实体”的倾向，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从案件的受理、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都要依法进行。在诉讼中，要确保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平等地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理由和举证的机会，按照证据规则采信证据，依据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裁决纠纷，使案件处理结果符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符合与之对应的法律规定。我们强调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的，只能是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也要最大限度地发现和接近客观现实。我们强调依法裁判，同时，也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善于运用法律，善于发现法律，以弥补立法上的某些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用法律解释社会现象。其次，要维护形象公正。要大力推进廉洁司法，持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纪律教育，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引导干警讲求做人良心、法官良知，遵守法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守住操守底线，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对得起“人民法官”称谓；加大审务督察和司法巡查力度，立案阶段向当事人发放监督卡，结案后收回，分析研判监督意见，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把廉政风险置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有线索必查、有腐败必反，公开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邮箱，及时调查处理有关案件，维护法官清誉、确保队伍纯洁。要努力推进规范司法，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引导法官始终保持与人为善的态度，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着力解决态度不端正、工作不细致、言行不规范等问题，不断增强司法的亲和力。要加强诉讼引导和法律释明工作，详细告知诉讼流程、权利义务、注意事项及潜在风险；立足事理、严守法理、注重情理，增强裁判文书说理，耐心细致地做好判后答疑和情绪疏导工作，努力消除当事人的疑虑。

    四、司法的权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司法要发挥其化解矛盾的功能，一方面，需要公正司法，另一方面，也要努力维护司法的权威。只有司法有了权威，才能化解更多的矛盾纠纷。然而，司法权威的生成，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需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也需要培育社会的法治信仰。而这两点同样是执政党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任务。因为正如前所述那样，化解社会矛盾，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职责，政府应当为法治化解社会矛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可以说，帮助法院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是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从法院现实情况看，法院工作面临着许多历史性困难，严重制约了法院化解矛盾功能的发挥，也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亟待解决。一是现代司法的社会功能、定位没有得到认同。当前，刑事案件仅占法院案件总数的5%，法院更多地承担着救济合法权利、规范权力运行、终结诉讼纠纷、塑造行为准则、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然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知仍停留在专政“工具”上，不能正确认识法院职责、功能的特殊性，以及法院繁重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在司法资源的配置上，未能充分考虑法院工作的特殊需求。二是案多人少矛盾异常严峻突出。一方面，法官员额严重不足，人均2个工作日办结一起案件，法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受社会转型等因素影响，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内，法院办理的案件数量还会保持高位运行，案多人少矛盾会进一步加剧。书记员、法警等司法辅助人员极度匮乏，大量使用临时聘用人员，不仅人员稳定性差，而且存在安全和管理风险。三是法官压力巨大、身心俱疲。一方面，办案数量大、责任风险大、信访压力大、安全风险大、职业待遇低，法官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另一方面，法官的工作得不到理解和认同。社会往往忽略法官为化解社会矛盾所付出的努力，不认真分析当下涉诉信访的复杂原因，简单地归罪于法官司法不公、化解矛盾不力。四是司法经费保障不足。中央和省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足以维持法院运转，经济欠发达地区囿于财力所限，不能弥补法院资金缺口，一些法院因人民法院、审判法庭等基本建设背负了巨额债务。五是司法权威远未树立。尽管强调依法治国，但法治不昌依然是个不争事实，全社会尊重司法裁判、维护法律权威的意识远远没有树立起来，法院司法大环境不容乐观。执行难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涉诉信访案件处理难度越来越大，重复访、越级访、多头信访、无理闹访屡屡发生；少数人在网上恶意炒作个案，对正常审判活动施加不良影响。

    司法公正，是全社会的共同福祉。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就是维护全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福利。这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并共同努力，更需要执政党的充分认识和践行。为了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发挥司法的应有功能，必须按照法治的要求，给公正司法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化保障。

    一是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在现代政治构架下，法院承担着权利救济、公权制约、纠纷终结三大基本功能，发挥着衡平社会矛盾、昭示是非标准、确立行为规则的独特作用。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司法权是一种以法律为依据的评价判断权，不可能主动侵害其他权力，同时也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要使法院成为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只能从制度设计上给予其相应的地位。宪法架构了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特色的“府院”体制，就应当通过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提升法院的实际地位，使其回归到应有的宪法状态。具体地说，就是给法院整体升格，使其规格地位与同级政府相同。同时，确立以法院为核心的司法体制，合理配置法院与人大、政府以及其他司法机关的权力。审判权由法院统一行使，凡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应再作处理；对司法的监督，其目的也仅限于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能以监督为名干预法院的个案裁判；法院生效的裁判，不能通过法律程序以外的其它手段、程序对其进行审查，更不能将法院裁决的矛盾纠纷重新社会化。

    二是建立相对自主的司法行政制度。为排除法院在人事和财政方面对地方的过度依赖，必须建立相对自主的司法行政制度。建立法院人事中央编制部门统一管理制度。以“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不超过脑体合理承受度”为标准，确定法官员额，增加法官编制，并根据缺员情况，及时补充法官；合理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编制数量，补充人员时，两者要同时补充、分别补充。建立司法经费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制度。全国法院司法经费年度预算计划，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后，中央财政将经费拨付到地方各级法院；法院“钱袋子”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因特殊情况需要追加预算的，经财政部审核后，报经全国人大批准。

    三是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废除不合理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法官仅对其触犯法律和违背职业操守的行为承担责任，以排除法官的后顾之忧；把法官的职级落到实处，改良行政等级制的法官工资制度，建立高于一般公务员的法官等级薪金制度，以维护法官的职业尊荣；建立法官定期疗养制度，在每年一度的疗养期间，对法官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疏导和排解因繁重的工作带来的紧张、压抑和烦恼。

    四是确立遵从司法权威的硬性约束。当事人包括公权力机关，应自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拒不履行生效裁判应受到追究。认为法院生效的裁判有错误，也应当按照法定的法律程序提出申诉、申请再审；如果被驳回，说明法院经救济审查，仍然认为已经生效的裁判是正确的，当事人就不能再次进行申诉、申请再审，更不能到处上访，其他机关也不能作为信访案件受理；对无理取闹干预审判或利用信访谋取法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舆论监督应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作“舆论审判”，更不得贬损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形象。任何逾越监督界限的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社会矛盾法治化解乃至“法治梦”的实现，需要各方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法院自身的努力。然而，如果没有一些制度上的改进，法院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甚至是徒劳的，仍然会出现法院办案质量很高但当事人仍不服判息诉的状况。正是基于此认识，笔者着重从法治的框架出发，提出了一些制度架构上的建议，希望能对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有所裨益。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