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最高法院以“审慎处理”的用词，首次对吴英案谨慎表态，这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最高法院为回应社会各界的质疑而释放的善意。至此，刀下留人似乎没有太大的悬念。

　　在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被判处死刑者无疑属于罪大恶极的人，用我们传统的话说，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唯其如此，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那些大肆侵吞民脂民膏的贪腐官员，死刑是最能满足民众情绪的威慑手段，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当杀死城管的小贩崔英杰面临死刑的指控时，为什么舆论会一边倒地声援这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凶残的药家鑫、李昌奎得到的却是此起彼伏的喊杀声。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社会舆论普遍表达了同情，不赞同对吴英判处死刑，人们原本寄希望于二审改判，但未能如愿。于是，有传闻说，吴英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是因为法院受到了地方权力的压力，由此进一步刺激了公众的情绪。在吴英生死悬于一线之际，学界主流声音的加入，各大媒体深入理性的讨论，使得吴英案产生的社会背景得以深入解读，制度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

　　长期以来，在江浙等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地下钱庄”式的民间借贷行为就是一个公开存在的事实。而“地下钱庄”这种不受法律保护、很容易滋生黑社会等暴力犯罪行为的“民间金融交易”能够存在，是因为民营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小型民营企业，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这是一个在20年前就宣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本不该出现的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吴英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年轻的吴英的生死，更是普遍的制度性问题。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大都是上市公司，却不遵守市场规则，完全听命于政府，充当国企的“保姆”，歧视民营企业，将很多民营企业逼上借高利贷的危险之路。

　　客观地说，吴英不是英雄，她用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的方式作为维系企业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并且挖东墙补西墙，企业正常的经营利润无法支撑高额的利息，即使不追究她的刑事责任，这样的企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但是，吴英案审理期间，在江浙一带发生多起民营企业老板被高利贷压垮而跑路的事件，促使高层重新审视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才有了金融体制改革在温州试水的新生事物。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保护吴英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个案触及到体制性问题，并由个案带来制度的变革，正是舆论关注吴英案的价值所在。在吴英案持续发酵的5年多时间里，舆论并没有因为反对判处吴英死刑而歇斯底里，相反，这种呼吁一直建立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上。公众舆论对司法过程温和而理性的参与，使得司法最终回归理性，从而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处死这样一个没有民愤的女子，将会激起汹涌的民愤；如果不能从制度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杀了吴英既不能杀一儆百，更不能遏止渐成燎原之势的民间借贷行为。

　　显然，一二审法院不顾舆论的呼声执意判处吴英死刑，如果不是迫于地方权力的压力，就是司法行为简单化的表现；最高法院通过死刑复核的程序予以纠偏，既巧妙地回应了民意，又不违背司法权的运行程序，凸显了最高法院超越地方利益，统一掌控死刑标准的重要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司法与民意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但这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不管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还是我们这样一个处在法治起步阶段的国家，民意从来就不是司法的对立面。理性地倾听民意的呼声，是司法取信于民的前提，也是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