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的规定一出台，可谓给法律人找到了一个有关法律探讨的餐余话题，而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有关人员的发言，更将醉驾从热点一度上升到沸点。各路人马可谓极尽所能事就醉驾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唯恐落后于他人以免埋没自己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之热心。在此，我不想评说谁的观点之正误，我只是想起了古代秦朝时商鞅的一句话：“妄议令者，乱法之刁民！”

    公孙鞅，史称商鞅，是卫国宗族旁支后裔，爱好法家刑名之学。他魏国时没有得到重用。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了强国，在国内颁布了“重修政策法令”的诏令，并昭告天下举贤纳谏，能献奇计使秦国强盛者，封赏高官，赐封属地。公孙鞅听说后，便西至入秦，被重用。

    公元前359年，公孙鞅欲在秦国变法改革，但遭到秦国贵族们的一致反对。大夫甘龙说：“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啥意思？也就是说，凡事按旧章治理，官员们才能熟悉规矩，老百姓也才能安定。公孙鞅自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革除旧习，修订旧章，根据时令制定新规，乃是开创大业的事情。“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也就是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被所知所限制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按部就班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谋划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有智慧的人制定法规政策，而愚笨的人则只能受制于人；贤能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死守成法。他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秦孝公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专司法令变革。

    变法之初，为了推行新法，公孙鞅采取了“立杆赏金”的举措。他让人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并下令说：“谁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金十两。”起初，百姓们对此事感到奇怪、困惑，没人敢搬。公孙鞅又下令说：“能拿过去的，赏金五十两。”这时，有一个勇敢的人将木杆拿到了北门，他立刻获得了五十两黄金的重赏。但是，公孙鞅“立杆赏金”的举措并没有使新法有效地推行开来。新法颁布一年后，更是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秦民至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也就是，数以千计的人纷纷到秦国的都城，向秦孝公控诉新法扰民不便。这时，秦国的太子也正好触犯了新令。公孙鞅进言秦孝公说：“新法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是因为有上层人物带头违反。如今太子犯了法，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加以刑罚，但对他的老师则应加以惩处。”于是，劓（古代一种割掉鼻子的刑罚）太子师傅公子虔，黥（古代一种在脸上和额头上点墨刺字的刑罚）太子师傅公孙贾。从此，人们纷纷追循新法。十年后，新法的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也就是，秦国被治理的是路不拾遗，山无盗贼，老百姓都勇于为国而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国家是一片太平景象。

    这时候，当初反对新法实行的“初言令不便者”，又都纷纷前来向公孙鞅卖好说：“新法实行真是太好了。”但是，公孙鞅却并没有买他们的账，而是嗤之以鼻道：“这些都是乱法的刁民！”并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服劳役。“后，民莫敢议令。”也就是，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

    “妄议令者，乱法之刁民”。公孙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概公孙鞅认为，法令是用来无条件遵守的，不能以“法之好坏”对法令说三道四论之长短，只要人人都遵守法令按法办事，那么法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其依法裁断的结果也都是公正的。否则，如果将法令以好坏论之长短，这必将影响法令的施行。因为，法令不可能让任何人都满意，也就是没有绝对完美的法令，也就没有绝对完全的公平。有人论之于好，则必将有人论之于坏。这样，法令则永无定论。法令不定，岂能施行？因此，公孙鞅远见卓识地认为，这些妄议法令好坏的人都是刁民。这似乎有点“恶法亦法”的味道，与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似乎也有些背道而驰。（亚里士多德言：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遵从，而获得普遍遵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针对醉驾的热议，“妄议令者，乱法之刁民！”从法令的强制推行上和严格执法上，其道理不也是很明显的吗？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