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减少司法腐败。“法官任职回避规定”能从很大程度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该规定着眼于事先防范，尽可能避免法官本人与自己所审理的案件出现利益上的交叉。所以，尽管这一机制不一定能够杜绝腐败，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确保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

    二、有利于为法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任何规则在人情面前，尤其是在亲人的人情面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地软化。在不少案件中，有的法官虽然对自身严格要求，但却拗不过“亲人”的百般要求。“法官任职回避规定”落实以后，法官工作的环境相对单纯，工作起来也会减少许多牵制性的因素，更有利于公正执法。

    三、有利于进一步树立法院的公信力。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门槛。“法官任职回避规定”能够减少法官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使法院作出的判决更具严肃性和说服力，进一步树立法院的公信力。

    笔者认为，该规定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回避对象存在遗漏。该规定只明确了配偶、子女在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需要回避，而把法律工作者排除在外。众所周知，法律工作者是可以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也能够成为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因此，应当将法律工作者也列入法官回避的对象；

    二、回避范围具有局限性。该规定仅仅明确了法官的配偶或子女是律师才需要回避。忽略了法官的兄弟姐妹之间、公婆与媳妇之间、丈人与女婿之间的回避问题。如果出现律师的子女考上了当地的法院，从事审判、执行工作，根据该规定，法官的父母是律师，是并不需要回避的。因此，应当适当扩大回避范围，将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纳入到回避范围内。

    三、回避制度应当通过修订《法官法》来设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诉讼回避已在我国刑事、民事等诉讼法中已经做了明确规定，且范围不限于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只要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是都需要回避，《法官法》等对此也做了重申。法官任职回避在本质上是一项从业限制，其涉及面远大于诉讼回避，从涉及事项的重要性及影响面上讲，应属于组织人事法范畴，理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法官法》去设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是业务指导性质的审级关系，并非行政性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此，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法官任职回避《规定》并要求全国各级法院遵照执行，还是有待商榷的。

    四、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法官回避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但也易引发新的问题。比如，“隐名”现象和“假离婚”现象。所谓“隐名”现象，是指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当律师了，而是当律师事务所的隐名合伙人，继续利用现有关系牟取不正当利益。所谓“假离婚”,即采取假离婚、继续同居生活等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当然，法官对从事律师职业的配偶和子女回避是利大于弊的，对于保护法官及律师行业，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