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郁青，江苏宜兴人，1927年出生，10岁时因日寇侵略家园尽毁外出辗转逃难。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定居。1949年6月考入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响应“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号召来到四川，1950年1月军政大学预科毕业，分配到商业战线工作。1951年在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检察班培训，同年底分配在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工作。1954年底调云南省检察院，1975年调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任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1983年离休。离休后，多年从事法律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

    昆明市滇池路云南省检察院小院宿舍，繁花盛开，绿荫映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离休老法官郁青正在翻看一份刊发有“金砖国家大法官论坛在三亚开幕”新闻的《人民法院报》。“加强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很好！”郁青很高兴。

    现在的郁青已八十八岁高龄，一头短发，身材清瘦，脸色红润。当年，为响应“解放大西南”的号召，上海学生郁青毅然加入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参加新中国法治建设。检察官、法官，这位淡定平和的法律工作者身上有着一种特别的气质。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当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很好。虽然我今年八十八岁了，但是我同样关注当前的司法，我们依然是法治追梦人！”送我出门时，郁青说。

    家园破碎：从江南女孩到解放军战士

    郁青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家中排行老三。祖父开办了当时县里的第一家电灯公司——宜兴耀宜电灯公司，还开创了规模很大的三新旅社。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宜兴的一个中学任教。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祖父的电灯公司和旅社在日军的轰炸中彻底毁灭。国难家仇，郁青一家三代人无家可归逃难到乡下。哥哥郁群在暨南大学就读，在学校就参加学运，后来到苏北参加了解放军。抗战胜利后，父亲到上海工作。刚解放的上海掀起了欢迎解放军的热潮，哥哥所在的解放军部队也回到上海。

    郁青，这位从未离家出过远门的江南女孩，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满怀对革命事业的憧憬，1949年6月独自从上海到南京，考入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正在上高中的四妹也考入了第三野战军军政大学。

    在南京系统学习“两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都来二野军政大学给学员们上大课。他们讲革命形势、军事、政治，大操场上席地而坐的上万名学员听得聚精会神，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9年开国大典后，全校师生积极响应“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号召，入编军大四团的郁青和战友们随着二野作战部队进军大西南。

    “当时被二野政委邓小平称为‘小长征’的进军大西南任务艰巨，对部队中的知识青年来讲是个考验，也正是这样的学习和行军锻炼，奠定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郁青说。

    进军大西南的过程中，郁青清楚记得几件事。1949年12月6日，部队正沿着湘西公路挺进大西南。突然，一辆吉普车停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亲切地向大家问好。许多同志都纷纷围上去，只听见“刘司令员好”、“首长好”一片欢呼声。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向大家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明天给你们派汽车来。”这次行军路上与刘伯承司令员的近距离见面，大家都很兴奋。战友们纷纷议论着，脚步也加快了，疲劳也忘记了。

    还有一次，是1949年深秋，从长沙出发开始徒步行军时，郁青的脚走肿了，在川湘公路上，对面来了另一支四野的南下部队，大家沿公路两边放下背包就地休息，互相拉歌鼓劲，场面十分热烈。这时，对面部队中一位不知名的战友见到郁青双脚红肿，便从自己的背包上拿出一双全新的军布鞋硬送给她。想到这位战友在作战部队更需要这双鞋，郁青婉言谢绝。这位战友诚恳地说：“小同志，你的双脚已经走肿了，如果不换一双轻便的布鞋，你跟不上队伍，就走不到大西南了。”经他这么一说，加上周围战友们的劝说，郁青感激又不安地收下了这双布鞋，两支部队片刻之间又分别前行。

    “这种革命友情和高尚情操，只有历经岁月才能懂得，遗憾的是当时我太粗心，竟然忘记了问这位战友的名字。如今只能默默祝他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郁青说。

    郁青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跨越7个省，行程8000里，历时3个多月，终于胜利完成挺进大西南的任务。

    在四川隆昌举行毕业典礼后，郁青分配到商业系统工作，“当时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我们商业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物价，保障供给，改善民生，我具体负责商业统计工作，也蛮好”。

    “我的一生跟着共产党，从解放大西南到建设大西南，无怨无悔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当年我们这批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也会为自己坚定信仰扎根边陲而感到自豪！”

    难忘司法情：从检察官到法官

    1951年，郁青从泸州商业战线调到重庆的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检察班，接受近一年的司法干部培训。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检察工作是干什么的，更没有想到做检察官和法官，自己是共青团员要服从组织安排，我就去了重庆。” 郁青坦言。

    1951年底检察班结束，成绩优异的郁青被留在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从此与司法结缘。她记得“当时刚去报到，就马上投入‘三反’‘五反’工作”。

    “当时，对公、检、法干部的要求很严格，女性很少。我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坚定了我跟党走的决心，所以积极申请入党”。1952年，郁青通过组织考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底西南大区撤销，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也随之撤销，分署的人员进行重新分工到西南地区各省市检察院。

    “我们一行10人跟着老红军、原西南分署副检察长黄新远来到云南，此后就在云南一直工作到离休。” 郁青回忆起从四川到云南的经历，有些感慨。

    建国初期，工作条件虽然简陋，却也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郁青记得当时云南省检察院和省法院两家的办公楼相连。省高院在华山南路，省检察院在华山西路，两个单位之间还有一道门相通。“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云南省公、检、法三家都在五一路政法大院办公。

    郁青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依然印象深刻：“那时，国家压缩编制，省高院只保留30个人，省检察院20个人。政法干警们都在一个院子上班，在一个食堂吃饭，合用一个礼堂，有时一起在篮球场看露天电影，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彼此感情很深。法、检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工作之余大家都要去搞生产。至于交通工具，省检察院有一辆汽车，省高院也只有两辆汽车。法官们办案和到生产基地劳动都是骑自行车，当时觉得能骑上自行车就很满足了。”

    郁青在云南省检察院先后当过秘书、检察员、中层干部。“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成立军管会，省法院只保留了一个办案组，大部分政法干部被下放到各地劳动，郁青被下放到师宗县，还去过边疆临沧。

    1975年省检察院尚未恢复，郁青就调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直到1983年离休。

    法院的公平公正，就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

    办了几十年的案件，走过了很多地方，回忆起当年的办案情形，有一个案件给了郁青深刻印象。郁青说：“这个案件，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

    1976年1月，驻滇部队的一位军官起诉与妻子离婚。一审在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是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女方是随军家属，有精神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那个特殊时期，这个离婚案件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女方生病已被送回山西沁源县老家，是个条件艰苦的山区。为了妥善办理好这个军婚案件，单位指派郁青和同事徐忠建一起前往山西沁源就地审理该案。

    郁青和徐忠建从昆明乘坐火车到太原，又转乘长途客车到长治市，再从长治市搭上去沁源县的长途车。当天下午到达沁源县城时已经是下午，下着鹅毛大雪，县城到公社的客车早已发走。经过四处打听，公社附近有个煤矿经常有大货车去拉煤。郁青和徐忠建就跑去联系，看到从云南远道而来的法官要搭车下乡办案，司机爽快地答应了。货车到煤矿已经傍晚，下车后他俩踏着厚厚的雪爬山，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无人问路，只能沿着雪地上的脚印摸黑走。走了很久，终于看见隐隐的灯光，找到了公社，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公社帮两位法官在乡卫生院找了住处，第二天就安排到生产队老乡家去吃派饭，这是革命老区的惯例。郁青记得他们两个人分别去两家吃饭，“我们按规定把伙食费和粮票交给老乡，跟老乡家人一起吃玉米糊煮土豆，一日两餐。”

    听说当军官的丈夫要离婚，女方村子里的人指责男方负心，一致的说法是：“人家总给你生了四个娃，咋就不要她了？”

    法官的办案压力也很大，第一次见到女方，郁青也很难过。“独自居住的窑洞多年失修，十分破旧。见她穿着黑色棉衣棉裤，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也是女人，一下子就很同情她。但是，法官的理智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居很多年，感情确实已经破裂。”

    一个多星期，郁青每天都来到村子里，重点做她家属、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工作，又在女方近亲属中确认了法定监护人。通过反复宣传法律，终于做通了各方的思想工作，协调好对女方居住的窑洞进行修缮，并彻底解决了离婚后女方的生活照顾、看病、子女定期探视等善后问题，当地群众和女方家属都很满意。

    郁青觉得这样的案件办理得“很有成就感”，也触发了她的办案体会：“法院的公平公正，就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就是一件一件把案件办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满足了当事人的愿望，体现了公平公正，我就觉得很满足。做法官，不一定非要当个什么‘长’。”

    担任民庭庭长时，同事们的裁判文书起草后，郁青不仅要字斟句酌地把关，还要查看卷宗。对于她的严格要求，个别同志有点不理解。但是郁青认为：“每一份裁判文书虽然是具体的法官草拟的，却是代表法院的，案件要经得住挑刺，要经得住考验。”

    法治时代：我们都是法治追梦人

    离休后，郁青还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坚持做社会公益。1995年起，郁青被《云南老年报》聘为法律知识顾问。20年来，她义务接受老年读者的法律咨询；积极撰写稿件普及相关涉老法律知识；参与报社编撰《老年政策法律知识汇编》；还亲自为老年人写诉状，帮助指导老年人依法维权。

    建党90周年之际，郁青被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表彰为全省“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其事迹入编《光辉历程——老干部精神丰碑》一书。

    采访中，对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央精神、法官员额制、云南试点法院等内容，今年八十八岁郁青如数家珍。郁青说她每天都要看书读报已成习惯。

    郁青记得，“1951年初在重庆红岩村旁，我们就开始学习法律，当时学习内容有国家相关单行法规条例，还有大本的前苏联审判制度、检察制度等。”

    2001年5月23日，西南检察班（1950年——1951第一、二期）在滇学员集中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座谈会。当年指点江山的年轻人已是满头银发，半个世纪，法律人的难得相聚，感慨时光如水：“我们经历过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颁布、1982年宪法的修改等，见证和参与了那些特殊的时期”。

    1978年年底，郁青和老红军、云南高院老院长李文进正在青岛参加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那是一个春天。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法治全面深化的新时期，也是我们到政法机关工作以来最好的时期，我们深感振奋。我们的很多老前辈、老同事都没有看到，这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也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谈到现在全国法院积极推行的裁判文书上网。郁青很赞同：“这个做法好，对法院和法官都是一种监督，逼着法官提高自己的审判能力。”仔细斟酌了一会，她补充说：“因为裁判文书是法官的作品，司法要在阳光下运行。法官除了学习法律条文，政策规定，还要学习文学、历史知识和写作方法等，法官应该是博学、高尚和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职业。最近看到邹碧华法官的事迹很感动，他很博学，是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尽管我老了，也要向他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郁青非常关注当前的司法改革，她说：“这也是法院的关键时期，希望通过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她还呼吁提高法官职业保障：“我注意到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建议提高法官的职业保障，我很赞成。当前，法官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法官的职业保障急需提高，各地法官流失严重，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我希望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提高法官职业保障，稳定队伍，最终实现法治，这也是一名老法官的心愿。因为，我们都是法治追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