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个很古怪的东西。在古代，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出现多么新奇的事物，汉字都有对应的方式，而几乎不需要造新字。但是，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与科学技术的大力推进，汉字的字库量明显不够用了。例如，国外的科学家千方百计地发明了元素周期表，可那些只会玩汉字的专家、学者、翰林院大学士们还在那里之乎者也与不得要领地扯来扯去，与科学对应的文字没有几个，最后，江南制造局一个叫博兰雅的英国工程师——一个中国通，设计并发明了元素周期表的汉字，解决了中国人学习、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汉字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汉字涉及现代科学的最主要部分，有西方人的贡献与呕心沥血。可信的资料显示，除此之外，近代以来，似乎只有鲁迅先生发明了“猹”字，青岛一个不知名的老百姓发明了“啤”字，其他几乎再无收获。而西语则需要不停地造新字来表达新发现的物质或事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语是创新型的文字。汉字的创新性，则因为国人普遍缺乏科学思维，而停留在远古时代。

　　19世纪末期，处于落后农业社会的满清子民，尽管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资金与物质财富，也已经普遍的认识到，旧文化与八股文化都不能适应工业社会的变化。于是，白话文与新文化开始冒尖。

　　真正的新文化崛起是1949年以后，中国全世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迅速进入现代工业化发展时期。第一个三十年，及其迅猛地突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定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意识还迷迷糊糊的时候，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教育、科技、医疗与社会保障等体系，经济上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市场，并正式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如何区分工业思维与农业思维？工业社会一定是航空母舰式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并围绕着机器工作，为确保航行准确，行驶正常，就要确保为这个机器工作的所有人的利益，社会由此而形成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农业社会则一定是单打独斗式的，所有的人都是自行其是地玩“井田制”，然后，不断折腾着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名人轶事与是非，最后，社会全面腐败而自我溃败。

　　我对“法治”这个来自传统农业社会创造的古老的用词历来是有疑问的。法治是什么？人治是什么？我都有点迷惑。与“法律”这个词不同，西语里并无“法治”这个词，也无法用科学的标准定义与衡量的。即使按照国际社会的最低标准，当前给出的法治与人治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国际意义的共识。因此，法治在法国可能是牛，在德国可能是猫，在美国可能是狗。而国际标准尽管不一定是科学的，也是可被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要知道，今天的联合国体系，正是人类统一和认识地球各种社会问题与人类若干事物的场所之一。

　　用物理学或理工科标准来衡量，宇宙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包括法治都是不确定的东西。有没有？不知道，需要验证，验证了以后，就变成普遍真理，而不需要傻乎乎地再检验再重复了（尽管可检验可重复）。例如，今天，谁再拿出实践与检验真理那一套去检验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肯定是精神病。而根据科学标准，目前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法治这个精神产品谁也不知道。要知道，科学技术是人类惟一可以定义、命名与解释 世界的手段，而没有任何第二个手段，而社会科学无非是在重复科学的定义而已。

　　就事论事的话，假使存在法治，这个法治也属于完全的精神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现在，我们暂时认可其存在。

　　有人不断在报刊上洋洋洒洒地论证法治惟一的基础是文化，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符号，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人，只有人才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没有人，就不可能存在什么文化、科学。同理，没有群众路线，没有人民民主，没有人民利益，就不可能存在什么法治。

　　这就是为什么推行法治以来，各类案件成百倍的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环保法出台后，环境开始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法与住不起房，教育法与上不起学，医疗法与看不起病等等又有何关联？这些貌似好看的法律，其实都在导致社会出现更多问题。

　　以环保为例，要保障国土环保，准确的措施之一是国家用理工科标准加强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减少各种排污。而不是立几条法，设一个环保机构，弄上一批官员，搞一堆无用的监测点，然后到处收钱收费发许可证，或到处检查罚款。实践证明，目前推动的这些法治只有利于环保执法，而不利于环境不利于健康，因此都是无效的。它大量浪费了环保资金的使用，降低了治污水平，甚至因为罚款收费等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再以北京雾霾为例：找国家环保部问责？环保部说对不起，那是北京的事，要找北京市环保局；找北京市环保局问责？环保局说对不起，那是排污单位的事，排污单位的人财物都不归我们管，要找排污单位。做为北京市政府的组成部门环保局其实只负责环保检测与罚款。而罚款干什么了？罚款的目的当然是惩罚企业排污，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样看来，如此的罚款对治污没有任何意义，

　　要看到，北京的雾霾不仅仅是微观经济政策形成的，所以，首钢这个曾被认定最大的污染源迁走后，不仅没有明显改善环境，反而更加恶化。这是因为雾霾更多是宏观经济政策导致。改革开发以来，统一的国内市场被打破，全国各种上学、就业、工资收入等机会不再均等，已经形成1234线那样的等级城市，也就是说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在最少有4个等级。于是，大量的外地人来北京求得生存，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左右，外地来出差、打工的有多少？估计谁也不知道。

　　再看看美国的宏观法律建设，就知道，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何其之难，奥巴马仅仅是为了提高美国普通人的医疗标准，实现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被迫关闭了政府。而维系俄罗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依然只有免费的医疗保障法。

　　所以，真正良性的宏观法律，是建立好统一的国内市场，不断减少全国各地收入差别，不断强化机会均等，以分流大量的人口。微观法律要严责排污单位投资治污。北京市更应该采取主动让利、减免税收或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帮助排污单位上马治污设备、提高生产水准来减少排污量，限制雾霾污染源的肆意扩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确保最广大人民的生活。

　　就法治而言，我相信全中国的法学家折腾10辈子也折腾不出一套可行的北京治理雾霾的法律方案。法学教育与任何科学技术都无关联，最多也就是为了环保官司输赢，可无论环保官司如何输赢，都与治理好雾霾搞好环保没有任何关系。只有确保绿色的环境，才能确保人类其他各个方面的安全，而没有了绿色环境，就不可能有绿色的食品，就不可能减少人口的疾病，就不可能提高人口的寿命。

　　如前所述，目前已知的精神产品有两大类，一类是可以解释并定义宇宙与世界的全部问题，我们把它称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只有自然科学才可以解释宇宙的一切事物与现象。另一类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而主要用于记录人类社会可以看到的外观，或人类社会曾经发生的历史。既然是记录性质的，则一定与其它记录一样，充满了各种矛盾、错误和误解，要克服这些错误与矛盾，就应该进行自然科学式的求证。历史以来，一切精神产品的求证方式都可不能是自问自答，自问自答式的求证，一定是愚昧的不科学的。所以，一切思想形态都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理解与支持，否则，无论多么天花乱坠的思想，多么盛气凌人的显学，多么不可一世的幻觉，都注定是失败而必将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