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盗窃主犯的认定

   （一）盗窃集团中首要分子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盗窃集团首要分子时，要把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与盗窃集团的其他主犯区别开来。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盗窃集团的主犯，但盗窃集团的主犯并不限于首要分子。在盗窃集团犯罪中，盗窃犯罪的骨干分子，重要成员和主要实行犯，都可以是盗窃集团的主犯。

    正确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界限，对正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该条第4款又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这一规定看，盗窃集团的首犯和其他主犯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不同的。首犯承担盗窃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主犯只承担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由此可见，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与主犯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二者不可混淆。

   （二）共同盗窃犯罪中其他主犯的认定

    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除了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外，还包括在其他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下列几种情况的盗窃分子，可以认定为主犯。

    一是盗窃犯罪的发起者和操纵者。 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发起并操纵盗窃犯罪的，可以认定为盗窃犯罪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要注意和查清盗窃犯意是由谁提出的，是谁操纵的，以便正确划分共同盗窃的主犯。如王某和胡某盗窃案。1987年3月25日晚八时许，王某对胡某说：“我今天看到胡小军骑了一辆新摩托车在我面前炫耀。我们今天去把他的摩托车搞走。”胡某表示同意。王某便驾驶雅马哈100型摩托车，携带螺丝刀、钳子等作案工具，胡某随车带匕首一把，二人连夜窜至胡小军摩托车停放的地方，王某叫胡某进去偷，自己在外放哨，胡某随后将胡小军的摩托车盗出，价值5600元。在本案中，王某提出犯意，并将胡某带入犯罪现场，告知停车地方，指使胡某入室盗窃，自己在外望风，因而在整个共同盗窃中，王某是发起者和操纵者，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尽管王某没有直接窃车而在外望风，这只是共同盗窃的分工不同，并不影响其起主导作用地位。

    二是盗窃犯罪的邀约者和纠集者。在一些相对固定的团伙盗窃犯罪中，盗窃分子往往都有长期盗窃犯罪的故意，一般不存在发动与被发动的问题，相互之间一呼即应。但在这些盗窃分子之间，其盗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程度也并不是完全相同，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不同，决定和影响共同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讲，共同盗窃的邀约者或纠集者，是共同盗窃的积极分子和主导者，对他们一般可以认定为主犯。如胡某某、邓某某、周某某等盗窃团伙案。在1996年8月至10月间，胡某某先后四次邀约邓某某、周某某等盗窃作案，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2.8万余元。在本案中，由于每次都是由胡某某进行邀约，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串连作用。因而，邓爱武在本案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

    三是在共同盗窃中起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在共同盗窃中，不仅发起者、邀约纠集者，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如在共同盗窃中出谋划策、操纵盗窃犯罪的人，盗窃手段狡猾、盗窃技术熟练，在盗窃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盗窃中特别积极的实行犯等。有些盗窃犯，既不是发起者，又不是纠集者，但被他人邀约参与盗窃犯罪之后，在共同盗窃中，特别积极和卖力，对促成和实现犯罪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也应认定为主犯。

    四是情节严重的教唆犯。 在教唆盗窃中，如果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情节严重，对他人实施盗窃起了主要作用的，应认定为主犯，如教唆品行端正的未成年人盗窃；对不想盗窃或盗窃决心不大的人，反复多次地进行教唆、怂恿其盗窃的；教唆并提供帮助或销赃的；教唆并传授方法或帮助隐匿而逃避打击的，等等。      

    二、共同盗窃犯罪从犯的认定

   （一）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就是指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所谓次要的实行犯是对于主要实行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与了实施盗窃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但所起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被他人劝诱或纠集而被动参与盗窃；2、在实行盗窃犯罪中处于被支配地位；3、没有实行盗窃犯罪中的一些关键重要情节，如撬锁和直接搬拿钱物或者虽有实行但属于协助性质行为；4、不能主持分赃或分得赃物较少。

   （二）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实际上是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针对实行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参与盗窃的实行，但为盗窃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的盗窃分子。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是指为共同盗窃提供方便、排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等。从盗窃犯罪的特点来看，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1、提供犯罪工具；2、提供犯罪对象；3、为实行犯带路，察看作案地点；4、帮助实行犯调离财物监管人；5、搬运赃物；6、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等。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主从犯时，对于盗窃团伙相互纠集、多次盗窃情况，主从犯的划分，应当采取逐笔审查，综合评定办法进行。遂笔审查，就是要一笔一笔的划分，确认在每次盗窃中到底是那一个人或几个人起了主要作用。综合评定，就是要把每一次盗窃的主从情况结合考虑，进行评定，不能以一次或几次的主从情节，认定主从犯。对于在共同盗窃中虽有为主盗窃的情节，但其为主盗窃数额在共同盗窃中所占比例甚微，仍是从犯，而不能认定其为主犯。

    三、划分共同盗窃主从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对多次盗窃团伙，应当注意划分双级或多级主犯，克服只有单级主犯的现象。对盗窃犯罪，根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可以划分三个等级。即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为一级，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为二级，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幅度为三级。在团伙多次盗窃犯罪中，由于各成员参与盗窃次数有时并不相同，在各次盗窃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一样。因而，就会出现在同一盗窃团伙中，适用多级量刑幅度的情况。有时就可能有多级主犯的现象。如胡某于1994年5月至11月，先后邀约纠集孙某、李某、周某盗窃作案六次，计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15000余元。1994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胡某与曾一起打过工的张某（曾因盗窃二次被拘留）相遇，两人在交谈中，都谈到了各自的盗窃“收获”。张某便要求加入胡某的盗窃团伙，胡某表示同意。下午，胡某便约来孙某、李某、周某与张某相识。晚上，胡、张等五人到餐馆一起吃饭。吃饭时，张便要求胡选个地方晚上一起搞点钱。胡提出到两公里外的一个商店盗窃，张等四人都同意。后因下雨而未去。第二天，因胡妻要回老家看父母，胡便陪其妻一同回去。三天后，张得知胡巳出门，便找到孙某、李某、周某，提出找个地方搞点钱。孙某提出还是到上次没去的那个商店搞，张说太远，并提出就盗窃附近的某个体小商店。孙等同意。于是到个体小商店，张叫李、周分别在两侧望风，自己与孙某入室盗窃。张用起子撬门入室，又撬开屉锁，盗窃现金950余元。孙盗窃香烟四条，计算器一个，共价值140余元。在94年12月下旬至95年元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张共邀约纠集孙、李、周盗窃作案四次，盗窃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4300余元。95年元月下旬胡从外地回家，张邀约孙、李、周设宴为胡接风，吃饭后因张某在酒店收银处行窃时，盗窃未遂，被当场抓获，其罪行因此暴露。本案五名被告共盗窃10次，总价值18300元，其中胡为主盗窃6次，价值15000元；张为主犯4次，价值4300元；孙、李、周三人分别参与赵、张作案十次，各盗窃价值18300元。从本案五名被告之间的盗窃数额的差异和当地当时以5000元为巨大起点、20000元为特别巨大起点规定来看，五被告应适用两个等级的量刑幅度，即张某应适用第一级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胡某、孙某、李某、周某应适用第二级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在适用多级量刑幅度的四个被告中，胡为主盗窃达15000元，占共同盗窃的主要部分，因而胡属于该级犯罪的主犯，其他三个被告为从犯。因为他们既在与胡共同盗窃中处于从属地位，也在与张共同盗窃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对张则不能作为全案的从犯对待。因为张只参与了部分共同盗窃，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但他所盗数额只是较大，应在第一级量刑幅度内量刑，因而他就作一级盗窃的主犯。如果把张作为全案从犯，将会出现两个弊端：一是在理论上讲不通，因为他未参与全部犯罪，不应对他未参与的犯罪负责；二是会放纵犯罪，因为对张作从犯处理，事实上只能按照数额较大的从犯处理，即在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内量刑。张本来在四人盗窃4300元的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按照共同犯罪主犯承担责任的规定，应当对4300元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如果将其作为从犯，则应在一级量刑幅度内从轻或减轻处罚，这就会放纵犯罪。因而对张也应当认定为主犯。这就是在本案中同时出现双级主犯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样有利于正确量刑。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划分单级主犯、常把下一级主犯作上一级从犯对待，这是不科学的。

   （二）要划清盗窃从犯与胁从犯的界限。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盗窃犯罪的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盗窃的犯罪分子。所谓被胁迫，是指在他人的暴力、威胁或者精神强制下，被迫参加共同盗窃犯罪活动。可见，盗窃胁从犯与盗窃从犯相比，具有如下区别：一是在主观上，胁从犯是始终不自愿或者是不完全自愿参加盗窃犯罪的，具有被胁迫的性质，而从犯则是完全自愿的，而且一开始就自愿参加盗窃活动；二是在客观上，胁从犯是被动地偶尔参与犯罪，所起的作用较小，罪行较轻，而从犯则是主动的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罪行比胁从犯严重。因而，对胁从犯的量刑规定比从犯量刑规定要轻一些。

    （三）要克服只划分独人主犯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对共同盗窃案件，有的在划分主从犯时，往往只认定一个主犯，即只把盗窃罪中罪刑最严重的一个罪犯确认为主犯，而把其中有些罪行严重本应作为主犯的罪犯认定为从犯，这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主犯人数具有多元性。实际上，在主犯中，其罪行大小并不是一样的，也是有区别的。因而，我们不能只将罪行最严重的一个罪犯定为主犯，从而缩小主犯的范围，而应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都定为主犯。

   （四）对于可以划分主从犯关系的，应当划分主从犯，对于难以划分主从犯的，可不勉强划分主从犯。在共同盗窃中，主从犯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主从犯关系明确的；二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但主从关系不够明确的；三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难分主从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上述第一种情况都划分了主从犯，但有的对第二种情况则没有划分主从犯，而按其实际盗窃数额定罪处罚。如被告人胡某、黄某、兰某、王某等人共同盗窃案件。1988年11月至1991年10月，上列四被告被告相互勾结，共同盗窃作案12起，共计盗得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6035元。其中被告人胡某为主作案五起，盗窃价值3090元，参与作案3次价值1170元，单独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分得赃物价值2000余元。黄某为主作案三起，价值1625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4040元，分得赃物价值1400余元。兰某为主作案一次，价值950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2300元，分得赃物价值760元。王某为主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参与作案一起，价值760元，分得赃物价值150元。对上述案件，某法院合议庭在评议和判决时，没有划分主从犯。我们认为，这是不当的。本案中的胡某为主盗窃3000余元，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分赃也是最多的，应认定为主犯。因而，本案是可以区分主从犯的。但对有些共同盗窃案件，确实难于划分主从犯，则应按各自盗窃的罪行进行处罚，不必勉强划分主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