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张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时双方签订“分手协议”约定被告张某给原告刘某4万元，并出具欠条一份。但被告张某至今并未支付。为此，原告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张某支付欠款4万元。经法院查明，该4万元是分手费，不存在欠款的问题。

   【分歧】

    关于被告张某该不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4万元钱的分手费？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张某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4万元。

   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原、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承诺给付原告4万元出具欠条，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受到欺诈、胁迫，应当认定为意思表示真实，该4万元债务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双方的恋爱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属于弱势群体，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们解除同居关系后，重新寻找合适配偶的难度加大，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最后，此4万元的性质应属约定之债。双方同居生活4年，现原告刘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张某同意支付4万元钱为对价条件，即与被告张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刘某的4万元钱，是一种双方行为，被告张某应履行支付义务。

   另一种种观点认为：被告张某不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4万元。

   在审理中已经查明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所签订的协议为分手协议，依据证据认定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原告刘某的4万元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所述欠原告刘某的4万元，应当认定为是被告张某的单方承诺，是赠与形式的单方行为。《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被告张某出具欠条，承诺给付欠款，原告刘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刘某并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体现了无偿性，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张某对他在协议中的单方赠与行为享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原告刘某不享有对协议中4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

   【评析】

    原文作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4万元是张某的单方赠与行为，其对在协议中的单方赠与行为享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刘某不享有对协议中4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

    笔者认为，完全否认刘某对协议中约定的4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该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对“分手费”并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结合我国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来处理。本案中张某和刘某双方签订“分手协议”约定并约定张某给原告刘某4万元，这4万元同居分手费是当事人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时，一方以欠条形式自愿给付的分手费。该行为可以认为是双方民事活动和民事行为的产物，是双方基于特殊的人身关系产生的财产关系，而且在此之中，并未出现欺诈、胁迫的情形，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事行为所应遵循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该协议的约定应该属于有效合法的民事行为并受法律调整和保护。

    其次，把张某和刘某之间约定的4万元“分手费”单纯地定性为单方赠与行为不甚合理，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谓“无偿”是指一方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在本案中，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是张某支付“分手费”的前提，也就是说双方约定的“分手费”并不是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的，因此，笔者认为分手协议中的“分手费”约定不能被认定为单方的赠与行为。

    最后，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具体实践中认定“分手费”属于单方赠与行为，一方可以随意撤销原本的约定和承诺，那么在实践中就容易出现一方为哄骗另一方解除恋爱、同居关系事先承诺、事后不履行的欺诈现象，而不受法律约束，这不仅违背民事活动和民事行为所遵循的公平原则，而且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