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审判工作27年的老法官，我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法官的服饰演变就从一个侧面鲜活生动地记录着法治建设进程的轨迹。

    1980年元月，我从邮电局调入法院工作，在刑庭当了一名书记员。人们可能很好奇，80年代的法官服是什么样子，我说出来大家肯定会不相信，那时法官就没有统一的制服，我们大家都穿着平常的服装上班。记得那年冬天，老庭长带着我到监狱去办案。那是我第一次去监狱，我怯生生地站在老庭长身后，还没等我们开口，工作人员冲着我们就说：“今天不是探监的日子，回去吧！”当她看到老庭长递上的介绍信后，才知道我们的身份。当时我想，如果法院的干部能有制服就好了，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尴尬。

    四年后，我的梦想成真。1984年全国法院系统首次统一着装，采取了军警式法官服，佩肩章，戴大盖帽，还有夏装、冬装等。第一次穿上制服，头顶国徽、肩扛天平，内心无比激动，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穿上制服，互相比美，那天法院像过年一般热闹。那时，制服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家上班下班都穿着它，别提多自豪了。穿着这套制服，我审理了近五千件案件，头顶国徽映照的光芒时刻感召着我，使我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度过了法官生涯最充实、最忙碌、最有意义的时光，这段时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这套制服美中不足的是威严有余，个性不足。当时许多行业都统一着装，几乎都是大盖帽式的军服式样，我和我的同事都曾遭遇过这样的“礼遇”，当你走在街上时，小摊贩们见了拔腿就跑，起初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城管或税务部门的，害怕地躲了起来，现在想起都觉得好笑。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以改革的目光打量我们国家法官的穿戴，开始认识到法律的威严是要有外在表现的，应该更加追求符合法官自身职业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在这种变革的大背景下，推出了2000式法官袍系列制服，法官卸下了肩章、大盖帽，披上了法袍，敲响了法槌。这些法律符号生动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苏醒。

    2003年2月，这批法官袍姗姗配发到我们基层法院，法官袍是黑色散袖口式长袍，红色前襟配有装饰性金黄色领扣，穿上别提多神气了。当时因年龄的缘故，我已调到办公室3年了，虽然离开了审判一线，但第一次穿上法官袍，我依然非常激动。原来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英美法系的法官才能穿的法袍，我在快退休之前也赶上了。为了亲身感受穿法袍审理案件的心情，我专门陪审了一起案件。当我走上法庭，身穿法袍，手持法槌，那种久违的神圣、庄重而威严的感觉又重回心头。一袭黑袍的肃穆与凝重，不是在卸下来之后就能够抛开的；那赤诚的红，庄严的黑，最终也就决定了法官的气质必然要“犀利”和“深沉”。庭审结束了，我的心里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作为一名法官，应当把司法公正看做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当你身穿法袍、端坐法庭、敲响法槌时，你不仅仅是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更是公平正义的保护神。

    这次庭审，使我更加喜爱这套制服，为了深入了解它的内涵，我专门上网查找资料，原来，“袍”就是用衣把人包起来。法官袍就是用黑色的袍子把法官包起来，使法官所处的环境相对封闭，不与案件当事人在庭外接触，既要远离原告，又要等距离地远离被告，距离也可促进公正。更重要的是，黑色法官袍是要铸造法官一颗对法律虔诚的心。从袍的颜色来看，黑色代表凝重、理性、沉郁，它与红色的奔放、热情、冲动相对应。审判更多的需要理性，法官在裁判时必须时刻警惕激情对理性的冲击，时刻警惕偏见与成见对公平正义的侵蚀，用平常心去酌情酌理。法官的思维必须同时符合法律要求与逻辑规范，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法律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它要严密推理，小心求证。正如培根所说：“为法官者应当学问多于机智，尊严多于一般的欢心，谨慎超于自信。”我也更加理解——红色代表了对待百姓细致入微和积极热情，黑色代表了对待案件严肃公正和沉着冷静，以及对待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而正中那点点闪耀的金色，则是告诉我们需要熟悉法律的智慧头脑和对国家人民的金子般的心。

    回顾以往的岁月，法官服从无到有，不断变化，都曾为我国的法治事业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阶段性贡献。我很庆幸，自己27年的法官经历使我见证了这段历史，我深刻地感受到30年来法官服的式样虽然不断变化，但是那凛凛的威严、公平正义的内涵却袭袭相因，恒久不变。

    现在，我已退休，但这份法院情结依然在我心中，并将伴随我终身。

    望着身边日益年轻而充满朝气的法官面孔，她们穿着法官袍的身影更加自信、更加稳健，更加睿智，我对她们充满了祝福，我知道，她们是中国法制的未来和希望。

    身处法院变革的大潮中，欣喜激动时刻伴着我，我坚信法院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