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我主持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期间，随着案件审理的进展，需要到受害人家中进一步了解和核实一些情况。当时，受害人的家住在市郊的一个居民区里。由于那一带的楼房没有编号，所以查找起来很困难。那天，我和书记员一行顶着38度的酷暑高温，边走边打听。远远地看到居民区附近有一个商店，我便让司机停下车，自己去商店里打听。店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很热情地告诉了我受害人家的地址。还没等我起身告辞，店主就借机咨询起营业执照之类的事情来。正在我们一行人莫名其妙的时候，这位店主突然发现了我身后那辆写有“法院”字样的警车，便赶紧打住话题，连声说了几句“对不起”。原来，这位店主把我当成工商局的干部了。

    事隔多年，这件事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回过头来想一想，当时这位店主的举动，虽然把我们一行搞得哭笑不得。但是，却从中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当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法官形象还是模糊的。这不仅表现在法官那一身军事化色彩过浓的制服上，还体现在一些与法官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上。比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同时，还要参加一些诸如包村、扶贫，甚至有组织地到大街上开展清除“野广告”活动等。这样的“倡导”，无疑给法官“居中裁判”的角色蒙上了一层面纱。

    “十五大”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选择了法院这个窗口，来感受“依法治国”国策的进程和成就。于是，一段打官司的经历，一场偶然的庭审旁听，一份出新的判决书，都可以成为体验今天人民法院30年巨变的绝好“参照物”。

    过去，人们对于法院的工作人员，都习惯以“法官”相称。直到2002年3月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之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司法考试，除了抬高了进法院当法官的“门槛”之外，还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进了法院，并不一定都是法官。笔者的同事、一位法学硕士，在把自己通过了司法考试的消息告诉自己父母之后，他的父母在高兴之余，恍然大悟似的问了一句：“敢情你还不是法官啊？”

    从社会对法官这一称呼的理解上，笔者感受到了一种变化。

    从程序到实体的每一个领域，天天都有变化的花朵在竞相开放。从2002年1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新法官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编发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从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考取法官任职资格，到审判权向法官手中高度集中；从中国加入WTO，到走法官职业化的道路；从法官制服取消大盖帽和肩章，到法袍、法槌和法官通道；从“两人庭”的终结，到现代化、智能化审判大楼的落成，每一个前行的脚印里面，都盛满了法制进步的清泉。有些变化或许是在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展现的，但过去长时间的铺垫与探索，却使瞬间成为永恒。

    30年巨变，30年里程，法官的面孔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

    在法官面孔日渐清晰起来的同时，还有一份呼之欲出的职业精神在崛起。

    2003年我们基层法官审理案件时穿上了黑色的法袍。“法袍加身”后的第一个月，我又有了一次“奇遇”。事情的大致经过是：2004年6月份，一位下岗女工来到法院状告某建筑公司，要求该公司偿还其丈夫的工资4800元。开庭时，她向法庭出示了该公司出具的4800元欠条。但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某建筑公司也同时拿出了一张原告丈夫签字的收据，证明欠款已经支付。原告否认收据上的签字是自己丈夫的笔迹，但由于原告丈夫已经去世，并且原告称已经把丈夫生前的物品全部烧掉，所以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出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我又开始了艰难的查证工作。这期间，档案室的阴暗潮湿，大街上摄氏37度的高温，都没有使我停下脚步。最后，执着的我终于从原告丈夫的遗物里，找到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手印。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证明被告出具的收据果然不是死者的笔迹。在事实面前，被告无话可话。即将卸任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下岗女工拿到判决书后，朝着法庭上高悬的国徽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我的心灵被震撼了。神圣的法律在我的心中，一下子被放大了许多倍！

    至今，在“老法官”这个崇高的称呼之外，我再也没有任何职务来表现自己一生的辉煌。但是，我却生活得很纯粹。因为，“法官”就是我心目中的至高荣誉。去年，我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象征一个法官荣誉的5000多本卷宗、散见于全疆各种法学刊物和报刊杂志上30多万字的理论文章和法制新闻报道，以及各种受奖证书，将为我，一个老法官的崇高追求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30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段落，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新与实践。因为，30年对一个基层法院来说，至少意味着这样一些字眼：阳光、公正、理性、信仰。我作为一名老法官，我在法院30年的工作经历，是一种理想的重大收获。但对于刚刚步入轨道的中国法官职业化进程来说，也许仅仅是一个起点。

    其实，30年时间更像一把尺子。对于面孔日渐清晰起来的法官来说，这把尺子足可以丈量今后所有的预言。

    作者：乌鲁木齐高新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