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一大早，一对年过百半的夫妻相互搀扶着来到了甘州区法院立案大厅，留守值班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有人要求立案，情绪特别激动，声称不尽快立案就跳楼自杀。由于是刑事自诉案件，按规定要在刑事庭立案，庭长放下手中的铁锹，匆匆赶到办公室接纳了他们。

    我作为刑事庭的副庭长，在庭长的隔壁办公室办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常常听到这一对夫妻声嘶力竭地吵闹声，尽管庭长一遍又一遍地做着解释和说服工作。一周后，庭长叫我过去，商议如何解决这一对中年夫妻死活不依地要求立案的问题，事情的原委我才知道。

    原来这一对夫妻男的姓谈，女的姓胡，男的是甘州区一家企业退休职工，女的是长年家属。因为儿子家庭的破裂和刚刚过去的离婚将他们牵扯了进去，他们一纸诉状要控告儿媳及其父亲的诬告陷害罪。这对夫妻情绪特别激动，要求法院尽快立案，仍是声称不立案不尽快处理，就采取自杀以示社会不公。这起诉讼不符合立案条件，庭长劝说他们撤诉，他俩立刻暴跳如雷，与庭长产生对立情绪。

    根据办案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再由庭长处理这件事情效果肯定不太好，况且庭长是女的，从方方面面讲都有必要调整一下工作人员，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由此，经我和庭长商议，由我来审查此案的立案。于是，我结识了谈某、胡某，并因他们的所谓控告的诬告陷害罪一案，经历了工作上的日日夜夜，情感上的风风雨雨，思想上的锻打和考验。

    倾听百姓控诉   彰显法律呵护价值    

    诉状上手后，根据法律规定，我要求自诉人举证，但谈某夫妇不能向法庭提交证据，也不申请法院调取任何证据。只是一味地要求马上立案，解决纠纷，并喋喋不休地声称自己懂法律，也向当地的政府机关反应咨询过。谈某夫妇懊恼情绪一丝不减，时时发表威胁语言。在我与胡某夫妇多次的谈话中，胡某表现出对立案的急迫，想通过法律制裁控告方，来释放自己心中的愤恨，弥补一些所谓精神与物质的损失。胡某认为作为公民控告他人犯罪，法院就必然要开庭审理，就必须要依法制裁对方，不管控告方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人犯罪。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必须要符合法定立案条件，如此控告显然是不行的。我越是耐心讲解，胡某越表现出烦躁和不安，甚至认为我在有意拖延他的诉讼时间，欺骗街末巷尾文化低浅的老百姓。胡某听不进去热心的解答，更不愿与我拉家常谈心，时时表现出得寸进尺的凌厉势头。我想不管怎样，得先摸清前来打官司群众的脉搏，让他们诉出苦和泪来，先听进去，然后再走出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才行。否则，他们对法院和法官就无从信赖，我们司法者的天职含义有如何解释的通。

    我考虑谈某夫妇如此呼天抢地的控告，情况必然复杂，法官不能简单地依法办事，即使不予立案，也要把他们从悲伤中解放出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民百姓的纠纷悬而未解，因为人民法院是老百姓祈平求公的地方。我将案件向领导汇报后，遂做了必要的调取相关证据的工作。凭谈某、胡某的一纸诉状和法庭主动调取的零星证据，可知以下一些事实：谈某夫妇其子谈某与被告人田某于1998年相识谈婚，2000年结婚，婚后不久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后谈某与田某发生打架，田某受到一定伤害，离婚前双方就故意伤害进行了一场刑事官司，谈某免于刑事处分。离婚官司打了两审，楼房和孩子归于田某。谈某、胡某认为在多年的矛盾纠纷中，他们为儿子丧失了不少钱财，更受到田某一家的欺负与侮辱，感情伤害很大，同时认为儿媳田某为了离婚到处上访，到儿子的单位编造谎言，贬损儿子形象，干扰儿子工作，使儿子受到精神兼物质的诸多损失。因此，他们不甘心这样的结局，提起控诉，要求法院惩罚田某父女二人，以解心头之恨。根据初步了解，谈某积多年的家庭纠纷的影响，大脑有一定刺激，况且其人生性刚硬，脾气暴躁，有时不谙事理，不论谁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绝非易事，即使儿女也是如此。

    了解了谈某夫妇控告他人犯罪的真实情况后，我意识到这起立案不只是简单的立案，看来既要把好立案关，还要挽救走危险之路的当事人，事情处理不当，就要造成法官的失职，群众的损失。我暗下决心非拿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不可，力争尽快决定是否立案，迅速息事宁人，帮助自诉人走出狭隘空间，明理识体，防止酿成危险纠纷。谈某、胡某控告田某父女二人诬告陷害罪，并非果无其因，但也不是简单的一提即立的诉讼。审查案件期间，我先从提高当事人的感情认可上打开缺口，给他们递一杯水，让一个座，问寒问暖，循序渐进，让他们说话，让他们“瓦罐里倒核桃”尽情尽心地铺陈，让他们看到法院就是他们申冤报屈的地方，让他们感觉到我的时间就是围着他们的来到而旋转。这样一来，谈某夫妇就洋洋洒洒地开始了“悲伤历程”的讲述，我的工作也就逐步开展了起来。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立案规定，谈某夫妇控告他人诬告陷害罪必须具有以下立案条件才行：1、田某父女要特定的诬告过谈某夫妇 。2、田某父女必须有捏造谈某夫妇犯罪事实的行为，特别指出的是，捏造的必须是犯罪事实，而不是一般的有损他人名誉、人格方面的事实。3、田某父女必须有向有关机关告发谈某夫妇的行为。4、田某父女如诬告过谈某夫妇之子谈某，则也必须由谈某夫妇之子谈某自行控告，而非他人能代替。据此可见，自诉人谈某夫妇拿他们的身份来解决儿子的事，显然不是适格的主体，同时自诉人不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田某父女告发他们犯罪，要求司法机关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事实，显然这种诉讼是没有客观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必然不能获准立案。经审查不能立案后，我将不能立案的法律依据逐条逐段地解释给谈某夫妇，但谈某夫妇听后声称法律有问题，要找政府告状，甚至贬损我不懂法律，扬言他们若有三长两短，要我负责，说着声泪俱下，一顿接一顿的牢骚和谩骂。看到如此情形，说实话，我并未伤心他们对我的态度，更不惧怕他们声嘶力竭的威胁，反而觉得他们多么可怜和幼稚。但我的职业和良心提醒着我——这就是真正的最基层的老百姓，这就是需要天秤称量的茫然的纠纷，这就是中国法官面对的为人民服务。接下来，我没有急于制作裁定书依法驳回诉讼，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解惑释疑：走访谈某夫妇，听他们的心声，化他们的怨愤——走访他们的儿子谈某，从侧面教育和引导，共同挽救——变换谈心方式，让更多的法官接触他们，沟通他们，用法官团体的温暖驱散他们心中的“饥寒”——走访田某父女，办理应诉手续，解释清谈某夫妇控告他们的心情和法院不予立案的理由。防范今后发生矛盾，取得他们明理后的真正谅解。日夜更替，风雨变序，历时两个月，在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劝说工作后，谈某夫妇情领神会，无可挑剔地接受了一纸驳回诉讼裁定书，一场鸣冤不休的立案纠纷画上了真实的句号。

    解析办案真谛   提升天平维和功能

    俗话说：纠纷的起因可能是相同的，但其过程和结局决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们说同类型的个案之间也必然有些微的真正区别，就此谈某夫妇诉讼的案件基本情况来看，自诉人之所以愤怒控告被告人父女二人，其理由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长期卷入了儿子的婚姻及家庭危机的漩涡，免不了为儿子的平静生活被破坏或干扰而苦恼忧愁，甚至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两方的纠纷，感情上受到伤害，经济上遭到无谓付出。再则，他们担心儿女们的生活和工作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受到更大的刺激，他们以他们的所谓家庭尺寸来衡量自己的得失，甚至衡量做人的标准和社会的公平价值，往往就觉得吃亏不少，最后只有以打官司来作为申冤消气的途径，摆脱不可自拔的处境。这是应当理解的人之常情，不可非议。此时，他们登法院之门的心理准备是长久的，其内心初衷也是真切而良好的，其感情的波澜也是蓄积良久的，他们有足够的心理企求，盼望情绪和牢骚能够释放出来。因此，作为法官，我做好了接受他们的心理准备，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在长达两个月的接待过程中，我设计了自己的工作模式：静听——细观——全面采集控诉理由——扭转话题拉家常——拉近法官与群众的距离——讲解处理此类纠纷的情理——讲解国家是如何解决此类纠纷的规定——现在如何办——今后过平安日子的应取态度和合理途径。一开始性格倔强脾气暴躁的谈某、胡某不但不认可我，反而奚落甚至敌视我。我当然清楚这是群众诉诸法律的基本心态，如前所述，我以法官应有的坦然或者我的职责的必然，认真地倾听他们喋喋不休的倾诉。妻子胡某看得出来害怕丈夫谈某，在一旁不吭声或者敷衍地应和一下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有意识地做单个工作，加深了解他们家庭的真实情况，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通过反复了解，我认为要做好谈某的劝解工作必须从其子女入手，因为他打官司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为了儿子能够平静的工作不受儿媳甚至其家人的缠闹。我打电话约好在区政府机关上班的谈某儿子，利用周末的几次休息时间，展开谈话交心，谈某的儿子知道事情后，大为感慨，说出了父亲因为忧愤几乎绝望自杀的经历。谈某握手感谢我们法官工作很细致，从情理、事理、法律多个角度解开了他们一家人心中集结已久的疙瘩，他欣然表示配合法院做父亲的工作，决不无原则地控告对方，冷静处理家庭矛盾，以和谐为大局，争取息事宁人，并表示抽空常到父母家与家人沟通感情，帮助父亲扭转狭隘思想，豁达做人，依法办事。同时谈某深情地表示，一方面做好单位的本职工作，一方面建立好自家的小家。当上述诸多工作一一到位的时候，谈某夫妇的情绪趋于平和，目光里透出被情理和精神屈服的神情，对法律的理解也不再偏激和固执，他们尤其感动了执法者的敬业与清苦，他们甚至感激遇到了我这样的法官，没有让他们干出傻事，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宁静的心情和踏实的生活。

    驳回一起毫无立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本就非常正常，但谈某夫妇的诉讼，显然不是理论上阐述的那样轻松。究其实，如此裁断，毫无疑问是人民法院和法官在严格遵照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不折不扣地对号成文法的入座，也是在毫厘不爽地履行法官的天职，况且我国法律在实体裁理和程序建构上均具有无可挑剔的瑕疵，称得上所谓现代型良法。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单纯地循规蹈矩，以一纸合格的法律文书就可解决案件自诉人的缠诉问题，没有必要延伸工作的触角，三番五次地跟打官司的公民详细解释法律规定，一次又一次地坐下来热情接待，甚至象老师给孩子讲课一样，不厌其烦地解惑释疑，直到当事人听懂为止，甚至牺牲法官的宝贵时间和大量精力，去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事实上，对于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否，法律规制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不是难于理解的，通过答惑释疑，当事人一般没有困惑的地方，只不过是看当事人自己如何解决，选择诉与非诉，由谁来担任诉讼主体，有没有必要提起诉讼等。在现存的司法实践当中，由于经济、文化、历史、风俗、普法等社会元素的影响，公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立案采取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但也存在像谈某夫妇控告他人诬告罪而不能获准立案的具体鲜例，而当这种不予获准立案的事实一旦产生，群众的心理和情绪往往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法院的做法，轻则牢骚满腹，四处告状兼咨询，重则以死威胁，在社会上散布谣言，以乱视听。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倡导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领司法灵魂是何等的恰当和及时，简言之，人民法院和法官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不只是按部就班的机械性办案，而是用热情和奉献维护公平，用更多的理性去渗透司法领域的工作，去为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和平之堤浇铸牢固的浆液。“徒法不能自行”，再优秀的法律，必须有人的实际操作的良好结果来表达，高谈阔论和贵族式的司法是精妙的，但不是触摸实际和擦干眼泪的，我们硬要替人民恢复高兴的执法，不要冷酷得像雪山一样清高的宣判。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以民为本，司法为民，科学而有必然，因而法院和法官再多的艰难和再多的付出也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幸福人民。

    “驳回一起毫无立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本就非常正常，但谈某夫妇的诉讼，显然不是理论上阐述的那样轻松”，这句活似乎是一面镜子，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每天考究它的分量，并且讲给我的同事们听。这句话显然不是名言，但因为耗费了我的大量精力和心血而震撼，也因为是我挽救了一个家庭和几个公民百姓的不幸而十分难忘。

    （作者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