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来临，闽北山城的空气格外清新。

    “和解协议签订后，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吧！我想你们的父亲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生活。如果还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法官说。

    一起因操作吊车失误致人死亡的事件，在经历了因赔偿款相持不下、社区解调无效甚至引发将死者骨灰放入肇事者家中的过程后，终于在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法官的调解下圆满解决。

   “出大事了，砸死人了……”房主余某的一声疾呼，将他新居落成后的喜悦打碎。

    当余某在接受调查时，他的时间似乎又回到了事故发生前。那时的他，总是站在新落成的五层小楼前幸福地凝望着。

    为这座小楼，他费尽心力。“过去，一家人蜗居在一间小屋里，磕磕碰碰的，心情也烦躁，经常拿孩子出气。现在可好了。”小楼被赋予了幸福航站的寓意，一砖一瓦他都亲力亲为，生怕有半点闪失。现在只要将建楼的垃圾清理干净，一切就妥当了。

    但生活似乎不愿轻易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就如人们常说的，时运不济时，编织的梦，风一吹，就破了。

    为了清理垃圾，余某向邻居借来吊车，并雇佣了老许。余某从未操作过吊车，邻居在出借吊车时做了示范，但也只是在吊车未通电的情况下，试了试上下开关。

    2015年1月8日，老许来到新居，整理垃圾、装车、上吊、下放，似乎一切余某都掌握得很好。就差最后一车的垃圾了，就在此时，吊车突然倒下，机臂先是砸向了老许的右脸，他身体向阳台的围栏倒去，很快机臂压在了老许的头上。

    众人听到惊呼，连忙报警，拨打120，但老许已经回天乏力。余某的幸福生活也在众人慌乱的脚步中碾碎。

   “老伴，我找了个好活儿，只整理些垃圾，一天将近200元，孩子这个月的药费有着落了。”噩耗传来，老许的妻子陈老太全身发抖，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老伴临走时对她说的话。

    老许夫妇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已出嫁。小儿子因患精神分裂症，常年要吃药，医疗费用让两位老人倍感压力。加上老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因此，即便年近花甲，老许依旧常年在各处打着零工。

    “现在他走了，我怎么办啊？”陈老太哭喊道。

    绝望中的她倔强地想着：不能放过他们。“你们不给我个说法，我们就住在你家……”悲痛将陈老太推倒的同时，也让她的理智荡然无存。

    陈老太带着老伴的骨灰，与一群亲朋好友强行住进了余某的新居中，任凭余某如何解释、如何保证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下，余某向当地社区求助，希望通过调解，让事件能够比较圆满地解决，但效果不大。时间的流逝，似乎并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

    这座五层小楼，充满了喧闹和骚动，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想努力地证明着什么。然而，他们心中又充满了痛苦与无助。

    “法官同志，这事也就只能拜托您了。”社区干部的无助，让政和法院派驻在社区巡回办案的法官感到了这起事件的棘手。

    “与社区干部合作这么久，他们调解的经验和能力已很成熟，看来这起案件有‘骨头’。”法官通过社区走访、邻里调查，将事件全部脉络梳理清晰了，找出了“骨头”。

    走访中，左邻右里对老许的人品赞赏有加，为了不让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影响别人的生活，他们夫妇俩可谓是费尽心力。在邻居的眼中，陈老太强占新居，必有缘由。

    通过走访，法官认为，赔偿款只是导火索。社区调解工作毫无成效，关键在于双方各自介入“声援”的亲属众多，人多嘴杂，即便当事人在调解中有初步的和解意向，但在众亲属的纷纷言语中，所有的努力便又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不理性，法官决定将调解场所从社区移至法院。

    在有关人员的劝解下，死者家属将骨灰移出新居。当骨灰移出的那一刻，社区干部也不禁感叹法官工作得力。

    接下来的几日，法院的调解室，可谓“十分热闹”。为这起事件，好几个法官，分别在不同的调解室，解答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疑问，“群情激愤”的场面逐渐消退。

    于是，法官又立即召集双方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漫天要钱的情形又再次出现。但法官已经有所准备，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出的赔偿数额摆在受害人家属面前，并做了详细解释。在法官的引导下，双方再次协商赔偿数额，最终，签下了和解协议。

    陈老太事后说，法官入情入理地讲事实、摆道理、做工作，让她能够道出自己的心声，即便承受着亲人逝去的痛苦，也理解了逝者已逝的现实。

    “找出双方问题的症结，逐渐让他们配合调解，理解调解方案，才能接受调解结果。”法官说。

    看着陈老太在女儿的搀扶下平静地与余某话别时，在场亲友为之动容，也在懊悔。此时，他们才明白，陈老太需要的并不是多么大数额的赔偿，而是理解。理解她失去至亲的痛苦，理解她在痛苦时所需要的勇气。而法官的理解与宽慰，是陈老太走出痛苦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