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收拾书橱时，无意中发现了几张已经发黄的借条。尽管借条已经有些破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十分清晰。望着那歪歪斜斜但却比较恭正的字迹，堂哥的面容又在我脑海中鲜亮起来。

    堂哥是大伯最小的儿子。早些年，还在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大伯认为我们老家地理条件差，养不活一家六口人，决然地举家搬迁到了离我们三十余公里的外乡。虽说那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耕地又多，但土质却是黄泥巴，比起我们老家的砂地来说，干农活非常吃力。到我后来能够记事时，父亲常带我们到大伯家做客。父亲总是摇头叹气，这黄泥巴地怎么干活啊？挖一背篼红薯，得要大半天。大伯却反驳说，有的是时间，又不着急，怎么说也比红砂地三个太阳一晒庄稼死了强。兄弟俩经常为此打口水仗。但平心而论，大伯他们那里确实种庄稼比较辛苦。由于家庭负担重，大伯全家总是为吃饭发愁，至于说日常开销所需的零花钱，更是捉襟见肘，东挪西借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十五岁那年，我考入了师范学校，堂哥成家立业了。他们夫妻一连生了三个孩子，计生部门天天追着他们要罚款。堂哥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不交罚款。计生部门没有办法，只得隔三岔五地给他们夫妻找麻烦。就在他们第三个孩子刚走路的时候，计生部门又找上门来，说你堂弟已经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了，借点钱表示一下吧。堂哥说什么也不肯，认为借钱没有面子。逼急了，堂哥只好找我。当时我的工资只有五六十元，便给他借了一百元。堂哥非要写借条，我说没有什么，兄弟之间，还信不过么？堂哥说，写后不乱，否则，兄弟之间可能为一点小钱而反目。我拗不过他，就让他写了借条，随便把它放在一本书里。至于后来堂哥还钱的情节，都记不得了。

    在乡村中学任教十年后，我考入了法院，到城里安顿下来。这时，堂哥带着三个孩子在外打工，已积累了部分资金，开始承包一些土石方工程，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堂哥又找我借钱，并声明要付利息。记得有一次我倾其所有，借了他一万块钱。堂哥满面喜悦，拿着一叠现金就走。妻子说，哥啊，还是写个借条吧，免得今后说不清。堂哥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弟妹说得对，是要写借条，你们法院审案不就是讲究证据么，到时我还不起钱了，没有借条你怎么找我？”我哭笑不得，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就让他写了借条，并声明不需要利息。堂哥不干，恭恭正正地写上月息两分。一年之后，堂哥把钱还了，我坚决不要他的利息，他也不再坚持。等他走后，我忽然发现茶几下面有一叠两千余元的现金。打电话问堂哥，他却说不是他留下的，因为说好了的，不付利息。我明白，这是他的托辞。再后来，我又发现借条没有给堂哥，便让他找个机会把借条拿回去，可堂哥却说，亲兄弟还怕不信任么？妻子为此很是感动。于是，我们便将借条小心地保存起来。其目的自然不是赖他一笔钱，而是为了他的真诚。

    时光流逝，堂哥因为为人豪爽耿直，他的生意逐渐发达起来。有了较多的资金后，他已不满足于当小包工头了，开始涉足高速公路的土方工程。这期间，堂哥的资金需求特别大，而银行贷款又不容易，他便许诺高息从民间借钱。每次借款，堂哥都要咨询我法律认可的利息底线，凡超过法律许可的，他均不借，有时他也会找我借个一两万元，每次他都要写借条，而每次还款时他总是故伎重演，有意把利息藏在茶几下或书柜里。有一年冬天，因为发包方没拨付资金，几十个民工等着发工资后回家过春节。堂哥急得直跺脚，要我给他借高利款。我说给民工解释一下，等春节过后再发工资。堂哥说，那样做是不讲信誉，更何况民工们挣钱很不容易。没有办法，我发动亲朋好友，给他凑了一笔钱，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春节过后，堂哥的工程款拨付下来了，他立马将钱还了。我要他把多年来所有的借条拿走，堂哥说，算了，我们兄弟之间总不会连这点诚信都没有吧。听着他质朴的表白，想起以往诸多借条，我很是感动，便将借条留下。就这样，堂哥陆陆续续地在我这里存了好多张借条。

    如今，堂哥已是挣得盆满钵满，别墅建起来了，车子也买了，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照理说，他完全可以悠哉乐哉地安享生活了，但他还是闲不住，依旧忙工程，为儿子媳妇出谋划策，必要时仍四处写借条为儿子媳妇筹集资金。而每每想起堂哥的借条，我总是莫名般地感动。尤其是在见惯了那些为一纸借条而对簿公堂的亲朋好友反目的事情后，我更为堂哥的率直和诚信而感动，更加珍视那些发黄的借条所蕴含的亲情。因为我明白，对于我和堂哥来说，那些借条早已超越了债权债务的涵义，它除了浓浓的亲情外，还让我们找回了世俗中曾经一度消失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于是，我决定始终保留着堂哥出具的那些已经发黄却见证了岁月沧桑的借条。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