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望着刚刚调解完的案卷，似乎还可闻见打印的墨香。

    我从办公室窗户望去，正好看见巴南区中医院，不知道老蒋的伤是否已经痊愈。好在老蒋已经当庭领取了调解款，伤情恢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拢完这个工伤案卷，我的思绪被案卷中的时间节点带领着，从开始到结束，历历幕幕印在心中。

    2013年10月一天，老蒋与代理律师小蒋来到重庆巴南区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在窗口将民事起诉状连交给工作人员。填完回证和地址确认书后，老蒋收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受理通知书。

    不久，当我正在办公室接听当事人的电话时，书记员小陈手上抱着厚厚的卷和一本厚厚的案件分发本走进来。我在案件分发本上签字后，收到了3个卷，老蒋诉某劳务公司的工伤卷是第一个。

    2013年11月5日中午，邮递员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退回的快递，正是上周邮寄的老蒋诉某劳务公司的副本一套。“11月15日的庭可能开不成了”，小陈赶紧告诉我。

    “喂，是蒋律师吗？这边是巴南法院民三庭”，拨通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留下的电话后我急忙问，“某劳务公司搬迁了，负责人电话也打不通，因送达不成功，本月15日的开庭取消，同时你问问委托人，看他是否有原先同事的电话，问问公司去哪儿了，如有线索，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做留置送达。”

    五天之后，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小蒋律师来电说，某劳务公司因办公地址为租赁场地，租赁期早已届满，公司早已搬迁。不过，根据重庆市工商局北部新区分局提供的企业查询来看，该劳务公司的登记住所地并没有变更。

    2013年11月28日，报纸上刊登了老蒋诉某劳务公司的副本送达，根据测算，公告届满日期是2014年3月1日为周六，开庭日期顺延至2014年3月3日上午九点半。

    小陈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我和小蒋律师。当晚加班时，我在审查案卷的时候发现，某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是巴南区辖区东泉镇的村民，眼睛一亮，或许可以找见张某本人啊！

    2013年11月29日上午九点，我拨通了“114”找到了东泉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又通过东泉镇政府找到了张某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进而得知张某哥哥的电话，最后通过张某哥哥找到了张某的电话。

    当然，张某很是警觉，当听说我是法官时，便称自己还在外地，年前都不一定回来。

    我心想，还想耍滑头啊。便采取缓兵之策，告之其年前不回来没关系，关键是若公司一方不出庭，到时要承担无举证的不利后果。当然，我建议他还是派个工作人员先来领取副本，如果人手不够，法院可以将副本送达公司办公处。

    电话中，张某一时语塞，停顿半响才说自己下周要回来，到时再联系。

    一周过后，信心满满的我遭遇了挫折。想与张某联系，却无人接听。过了两天，再打，居然关机。这种状况延续到了年底。

    元旦过后一周，我无奈再次拨打了张某哥哥的电话，向其讲了缺席审理与到庭应诉的优劣。果然，不到两天，该劳务公司员工苏某某受托来院领取副本。

    2014年3月3日，第一次开庭，原、被告双方第一次交锋火药味十足。原来，双方在老蒋受伤后鉴定前达成了一份私下协议。老蒋指责公司不履行责任，对受伤员工缺乏人文关怀；公司却指责老蒋不诚信，说好的拿了赔偿款，却又到法院倒打一耙。

    2014年4月18日，要第二次开庭了。我尝试在开庭前再做下双方的说服工作。

    法律上，我告诉双方，对私下协议是民事合同性质，其是否有效关键得看私下协议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重大误解的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如何认定。此外，让双方进行换位思考，讲道德唤人情。

    没想到，在自己一番近乎口干舌燥的分析后，双方都有了调解意愿。最后，原告老蒋减少了主张赔偿的金额，被告公司也同意金额。

    当天，在法庭上，随着一条到账短信的通知到来，当事双方握手言和。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