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真正的乱世，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却有一群思想活跃的人，他们的人格思想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所谓“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究竟源于何处，又为何会形成这种风度，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也将在下文中讨论。

    魏晋之前的东汉末期，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魏晋士风的转化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更加重视自我，追求完善的人格，而不是一味地迷恋儒学，依附皇权。魏晋士风的转变还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道家哲学的影响：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使魏晋士人认识到天道不足以让人畏惧，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其次是佛教、道教的兴起，人们在愁闷痛苦之时最容易产生宗教情绪，于是二者为名士们所喜爱。最后，士风的转变与政治的黑暗不无关系。魏晋时期是充满内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士大夫、一般民众，都笼罩在强烈的死亡恐怖之中，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大规模的死亡惨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人们普遍意识到人生无常，生命极其短促，极其脆弱。因此，他们自觉地积极地思索生命的价值以及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这种自觉、急切以至于狂放的追求方式，构成了魏晋士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及时行乐，自在活着。试想，在死亡面前，在死亡恐惧的逼迫下，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都会受严重的挑战和检验，而儒家教义更显得苍白无力，儒家那一套礼教名教、行为规范，自然而然地逐步丧失它过去（两权）曾拥有的强大的规范力，如何死里求生，怎样在死亡的阴影下活得快活，活得潇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文人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的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魏晋文人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守常的君子风度。最形象而畅快的说法莫过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虱子之喻。：“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悲乎！” 阮籍把遵守儒家礼法循规蹈矩的君子比喻为处在裤子中的虱子，它们时而逃进裤子中的深缝里，时而藏匿于裤中的败絮里，还自以为住在安稳吉祥的房子里，它们的行动不逾越裤缝和裤裆一步，还自以为掌握了行为规则。它们肚子饿了就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永远不愁没饭吃。结果等到七月流火，炎夏酷暑。城乡都烤焦了，虱子们都死在裤中不能出来。这一理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当时文人甚至现今一些人的墨守成规，不知变通。人活于世，如果坚持僵硬的规则，会失去许多乐趣，少了这些束缚，随性而为，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这也使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

    反对纲常伦理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 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晋书 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阮籍不拘于礼法，居丧之际，饮酒食肉。而这种做法与为后来阔人名流倡导，万民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但他们哪知，他们学到的只是形式。阮籍对母亲死亡悲痛至及，不是那些只流于形式上“孝子”比得上的。这种真实率真的做法有着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

    嵇康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他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嵇康之死源于《与山巨源绝交书》，司马昭心腹钟会想要结交嵇康，前来拜访，便嵇康一直与向秀打铁没有理睬他，正当钟会不悦地要离去时，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最后以“忤逆”之名处死。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后人给嵇康四字评价：婞直竣切，实在贴切不过。魏晋名士这种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行为，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

    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但鲁迅的演讲中则认为，衣着宽大，是因为服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也传为美事。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当时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先生的见解或许更加贴近史实，我们尚且不去追究为何当时的人要穿宽衣，就现今的审美来看，这份俊美与飘逸是不可否认的，百姓不明真相盲从上层风气不值得鼓励，但是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探究他们为何“饮酒，服五石散”，服五石散当然有一定的功效，但魏晋人迷恋它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这种药能产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快感，在魏晋这样一个充满着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而饮酒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当时还有一种群体的“裸体醉饮”， 这是因为一般人都活得特别累，特拘谨，作为弥补，中国人的狂欢方式就是饮酒、醉酒、闹酒。魏晋文人的反常风度的要义在于让这种狂欢方式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裸体。但这种风度流传到现在，就只剩下了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失去了其原有的内涵。

    在专制时代，中国的文人基本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而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