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边陲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镇。这里辖区面积3061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山区，17万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这就是金桂兰的工作单位———宁安市东京城镇法庭的所在地。14年里，金桂兰没有审理过什么大案要案，却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心系百姓的好法官”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14年来，经她审理的1050起案件，调解率达90％以上，而且都是“四无”案件，即无一例重审、无一例改判、无一例超审限、无一例上访缠诉。为此，她在办案过程中，拖着经过7次手术的病躯到当事人家中做调解工作达1000多次，累计行程5000多公里。

　　“虽然法庭工作很艰苦，但是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再苦再累我也心甘”

　　当一名法官是金桂兰早年的愿望。1990年，33岁的她终于如愿以偿，从东京城镇政府调到了法庭工作。

　　金桂兰受理案件的当事人多为农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且当事人的作息时间经常是早出晚归。为了调查取证，金桂兰经常得赶在当事人早晨出工前或晚间收工后去农民家里，有时不通车的山路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年，她接手一起民间借款纠纷案件，原告以被告欠6000元钱为由到法庭起诉，并提供一张有被告签名的借据。然而在庭审调查时，被告却称钱早已还给原告，当时原告说借条已被妻子洗衣服时洗了，所以没有抽出借条。虽然被告称钱已还给原告，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按原告出具的借条完全可以判决被告给付原告6000元钱。但细心的金桂兰却没有凭书面证据草率定案。当时她因为疾病正接受化疗，胳膊肿得很粗，可是她不顾病体，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100公里外已与原告离婚的付某，但付某却以早已与原告离婚为由拒不作证。回来后，天黑了，颠簸了一天的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方面为疾病折磨难受，另一方面更为案件没有结果而焦虑。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又驱车来到100公里外的农场，找到了付某。看到一大清早又站在自己家门口、病歪歪扶着墙的金桂兰，付某被她这种真诚的办案精神打动了，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根本没有洗借条这回事。再次开庭时，面对付某的证词，原告无言以对，还了被告一个清白。

　　“在我们法官眼里，或许这些案子都是些小事，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就不是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埋下祸根”

　　金桂兰所在法庭受理的案件大多是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的案件，又都与群众生活、社会安定密切相关。长期的法庭工作，使金桂兰认识到，调解是消除双方积怨、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种有效办案方式，虽然有时调解一起案件要比判决更费时费力，但调解不但可以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而且通过这种矛盾的真正化解，能够有效控制当事人缠访缠诉现象，减轻群众讼诉之累。

　　去年5月份，一个农民工去雇主家干活，掉进了院子里的深坑，因2000元的医药费引起纠纷。雇主说坑是房东挖的，房东说农民工进院没敲门。金桂兰一看，当面调解不成，就分头做工作。那些天，她找完原告找被告，一连跑了十几次。

　　庭室干警都劝她：“一个2000元钱的小案件，判了得了，你这么跑来跑去，不顾惜自己身体呀！”金桂兰说：“在我们法官眼里，或许这些案子都是些小事，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就不是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埋下祸根。如果调解结案，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可以化解，社会也就安定和谐了。”

　　最后，在金桂兰的执着和真诚面前，当事人终于各让一步，达成了调解协议。十几年来，在金桂兰的耐心调解下，一对对反目夫妻破镜重圆，一个个冤家对头握手言和。

　　“人哪能没有感情？但是我不能拿法律作为感情交易的筹码”

　　2003年，金桂兰在审理一起人身伤害赔偿案件时，被告为了能少赔点钱，找来了和金桂兰非常要好的朋友说情。金桂兰说：“咱俩是多年的姐妹，照理说我该帮你，可是，做为一名法官，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朋友拉下了脸，“你也太死性了吧！”说完便摔门而去。金桂兰说：“凭心而论，人哪能没有感情？但是我不能拿法律作为感情交易的筹码。老百姓到法院就是要讨个‘公道’，我没有任何权力不按法律规定办。”

　　1999年，金桂兰在处理外地客商李某诉本地一木器厂货款纠纷一案中，虽然此案李某百分之百能胜诉，但是他怕法庭倾向本地企业要不回货款。于是，便给金桂兰送去3000元钱，并许诺办成之后另有重谢。金桂兰没有收他的钱，而是向他说明依法办案是法官的职责，法庭不会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而搞地方保护，更不会谋取个人私利。经过公正裁决，法庭为其追回了全部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