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建国六十二年。经过近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明显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已进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也步入了一个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错综复杂，社会管理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高度重视，正确处理，就会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成巨大的阻力。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我们一方面是积极内省、自我删除病毒和修补漏洞，另一方面是敢于向古人和外人学习和借鉴。恩格斯说：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古人和外人经验上的吸收和重建比自我摸索前进更容易成功。所以，学习和借鉴或许比前者实施途径更直接，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认可，效果也更明显。比如汉初唐初对秦隋暴政之反观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学习英国的治国方式，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的模式就是显例。历史和现实都生动地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一帆风顺地崛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一劳永逸地从曾经的衰弱走向复兴。观古鉴今，览外资中，借鉴中国历史上盛世朝代和外国列强崛起之前的几十年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或许对当今的社会管理有所裨益。

    汉初六十年的借鉴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朝，经过60年的治理，正好是汉景帝在位的时候，他基本延续祖、父制定的政策，与其父统治时创造的惠政被后人合称为文景之治。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首先是把社会管理放在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治理、和谐发展的大格局之内。景帝在政治上，即位之初就爆发了七国之乱，任用周亚夫平定了内乱。在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巩固天下之物质基础。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威廉·配第的观点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西汉从立国之初就抓住了天下的根本，因此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当然现在农业并非富国之最大产业，但绝对处于基础地位，不可动摇。“三农”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安农助农富农之政策亟须坚决贯彻执行。在对外关系和军事上，基本沿用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但武备并不松弛，关键时候也能展示凌厉剑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管齐下、综合施治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社会管理政策。这样，就不至于就社会管理而单独进行管理，而是在内外兼和的大背景之下的社会管理，自然就不会出现外不小觑，内不抱怨，上不骄妄，下不沉沦。 

    其次，在社会管理上总的特征是以休养生息的亲民、养民、护民、爱民的怀柔政策为主。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解决的过程，没有零风险的社会，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稳定，而休养生息就是缓和矛盾、降低社会风险的手段。景帝曾数次颁发宽怀爱民、减轻刑罚等诏令，经常告诫各级官吏“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努力实现“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的良好社会秩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贵门有安全、中民有奔头、寒门有温暖。

    三是从上至下倡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骄奢淫欲从来都是祸国之源，艰苦朴素从来就是兴邦之道。汉初由于立国未久、物力缺乏，皇帝曾找不出四匹同色的好马。经过六十余年的积蓄，国家和老百姓比较富裕，但从上到下，几乎都沿用高祖以来的质朴勤俭的良好风气。文帝景帝都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景帝曾下诏说：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至于历史上与之相反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如果从反面典型中我们得不出深刻历史教训，那也只能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初六十年的借鉴

    唐初六十年正好是唐高宗李治在位。高宗本人禀赋一般，才能在众多王子中也不是特别出众的，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唐王朝国力继续处于蒸蒸日上的趋势。麟德二年，“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除了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武则天的鼎力相助外，高宗本人也是一个称职的守成之主，本性比较厚道，为人比较宽容。特别是他在社会管理上有很聪明的一套做法。

    一是统治者善于反省改过，从善如流。社会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理所当然，最高统治者本人的严格自律、反躬自省是一个良性社会管理的绝好楷模。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高宗对近臣谈及隋炀帝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回答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而且“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说：‘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矣，是以各各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当时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殿，张文瓘进谏说：“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高祖当即采纳他的建议。

    二是爱惜民力，关心民生疾苦。社会管理的中心工作说穿了就是做人民大众的工作，用现在的话就是要在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上下功夫，确实听取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利益，赢得群众拥护。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类似这样的事情较多，都说明唐太宗和魏征说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唐高宗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是严明官员法令制度。对各级官员的管理永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百官严格要求，就是从源头治乱，从内部立规，以防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宗善于用法规制度来管理百官，上元元年，对官员的服装颜色进行严格管理，不得逾越。其他的制度也很多，这就是用当时的制度来管人、管事、管权、管钱。另外，法令严明严格执行。法规再完善不去执行也等于形同虚设。高宗时，敢于严格处罚不法官员。上元二年，“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知东都营田，受诏完葺宫苑。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机杖之，然后奏闻。上以为能，赐绢数十匹”，并且说：“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四是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管理的敏感点和难点问题，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一味怀柔则过于懦弱，一味刚暴则容易逼反，所以一着不慎，就会导致满盘皆输。唐初六十年的民族政策对社会总体的安定有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宗时期，稍稍调整了太宗时的以攻为主的政策，但还是较好的把握了攻守的“度”，该展示钢铁意志就展示，该显示宽宏大量就显示大度。例如对于屡次反叛的新罗，就坚决用兵；对弃暗投明的其他部族就宽宏大量。这为大局的稳定创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清初六十年的借鉴

    清建国于1616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到1644年之前，这段时间都只能算是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1644年入关之后，才统一中国，经过六十年的文治武功，迎来康熙盛世。作为少数民族定鼎中原而且能创造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期，清初在社会管理上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一是轻徭薄赋。赋税政策按理说属于经济管理范畴，但是一旦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就从经济范畴变为社会范畴了，就变成了社会的减压器。从清初入关定鼎中原以来的六十年，采用范文程等汉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建议，基本上做到了轻徭薄赋。到康熙即位后，更是多次颁布减免税赋的诏令。对这方面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官员严加处罚。而且减免税赋的范围很广，受益的人数很多，力度很大。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是妥善解决流民问题。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内部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口的相对过剩与可供生产的土地相对不足的矛盾，其原因是土地兼并。于是矛盾激化，流民出现，社会出现危机。历朝对流民管理政绩的好坏是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清初基本上做到了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明末战乱造成四川地区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清初，社会相对安定，内地人口繁殖很快，土地供应不足，政府顺应老百姓趋利避害的本性，采取湖广填四川的政策，管理好进入四川的流民，对加强国力、稳定民心和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员较多，应该千方百计地管理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是建立刚柔相济的社会管理模式。康熙深谙社会管理的精髓在于刚柔相济，张弛结合，文武并用。他自己是“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他曾说“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馀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当然，他需要的不仅是点缀太平的御用文人，更多的是需要有真才实学的文臣。他曾告诫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至于除鳌拜、定三藩、收台湾、平外乱、惩罚贪官、兴文字狱等霹雳手段更是用了很多次，就不用赘言。现在，我们也面临台湾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难、藏独、东突等需要高超智慧和魄力来解决的社会性大难题，前人作为值得深思。

    四是让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绝对的公平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相对的公平却比黄金还宝贵。良好的社会管理就是要打破森严的阶层固化状态，使下层百姓有相对公平的机会通过个人和家庭的奋斗，实现理想抱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清初的统治者，接受元王朝的历史教训，入主中原之后没有采取明显的民族歧视，而且很快恢复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了一大批社会精英，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都能在那个社会中得到关照得到体恤。据史载：（康熙）赐宗室，赉外籓，予封赠，广解额，举隐逸，旌节孝，恤孤独，罪非常赦不原者悉赦除之。这样上流社会能实现自己的被尊重的价值追求，弱势群体能感到社会的关怀和帮助，社会就会出现相对的繁荣稳定。

    美国建国六十年的借鉴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宣布独立。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其独立。真正算起来，立国后六十年的建设和开拓应该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总的说来，立国之后的六十年，美国离世界强国和超级大国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但绝对是一个处于快速上升和有强烈野心的新兴国家，潜质良好，后劲充足。这段时期内美国经济上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政治上采用孟德斯鸠均权学说成立了三权分立的新政府，为美国两百来年的经济、政治体制奠定了基本框架。军事上采取了扩张疆土政策的西进运动，在血腥镇压印第安原住民和驱逐墨西哥的战争中，为大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土地、矿产等物质基础。在社会管理上有如下典型的措施。 

    一是采用暂时妥协的政策，绥靖安抚南方种植园主。在社会管理上有一种现象，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改变它之前，就不要去动它。美国立国之初就潜伏着分裂的危险。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矛盾，美国南北双方的冲突不断，但北方实力不够，只好忍让迁就南部地区的奴隶制。1796年9月，华盛顿第二届总统任期已满，他向人民发表了具有先见之明的《告别辞》：“国家的联合使你们统一为一个民族，它对你们弥足珍贵，因为它是你们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维护着国家的安宁与国外的和平。保障你们的安全和繁荣，以及你们珍视的自由。但是总会有人以种种理由从各个方面不择手段地来动摇对这一真理的信念。因此，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国家，要义正词严地反对可能分裂国家的任何企图。”华盛顿发表《告别辞》的这一天，离防止国家分裂的美国内战爆发还有55年。当然，这为后来结束分裂社会状态的美国国内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较为充分地积累了战前准备。

    二是在人力资源方面，制定灵活的政策充分吸引外来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一直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建国之初，劳动力和资本极度缺乏，为了吸引更多的欧洲人来到美国，早期美国的法律在概念上将“自由”和“财产”混在一起。自由之身是一块香饽饽，有足够的吸引力招徕欧洲那些富有冒险精神、渴望自由的人，何况私有财产还受到保护。于是欧洲许多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农民，甚至罪犯都蜂拥而至。美国建国之初也希望由新政府来保护私有财产。然而对于如何保护自由（财产），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出现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捍卫自由（财产）问题上，联邦（邦联）和州政府是何种角色？在这场争论中，杰斐逊（后来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美国应该是一个邦联，中央政府只能拥有最基本和最少的权力，以实现个人和社区的自我管理。然而联邦党人认为对自由和财产的威胁来源于无休止的党争，而社区自治是这种党争的根源。因此麦迪逊（后来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和共和体制才能防止党争内讧，进而才能保护自由和私有财产。幸运的是，不管怎样争论，对于“自由”和“财产”这两块吸引外来人员的金字招牌都擦得亮晶晶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力资源不足的社会性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的借鉴

    1868年，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日本开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改革。为了表明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1871年明治天皇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归国后，进一步推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经过系列改革，日本很快完成了国体和国力的转变，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也为军国主义的滋生埋下了祸根，但从社会管理本身上看，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是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明治新政府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1872年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这既是政治制度上的大裂变，更是社会管理上的大手笔，充分调动了广大中下层人士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从以后日本进行的系列政治、军事运动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也助长了日本转移国内社会矛盾、滋生对外侵略野心。

    二是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独特的思想、文化、艺术等无形之手牢牢把握社会变化的方向盘。明治新政府为了快速脱亚入欧，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于是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从教育改革入手加强社会管理的模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对人的影响远远不止一代或几代。当然，我们可借鉴这种方式方法，内容则大可不必照搬照抄。  

    虽然在社会管理上，永远没有固定的思路和模式，但善于向古人和外人学习和借鉴仍不失为一种智慧，一种气度。无数事实都雄辩地证明，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崛起到强大，从短暂的强大到长时间的强大，从局部的兴盛到全面的复兴，除了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比拼和经营外，也更需要内部和谐、稳定、有序的社会管理来支撑和协调。虽然笔者初衷较好，但才疏学浅，拙文权作抛砖，以引方家珠玉之论。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