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感兴趣，源于我对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崇敬之情。这本书对陈寅恪的晚年生活进行了详实地叙述，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69年。叙述始于陈寅恪乘专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终于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这段历史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个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陈寅恪的晚年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交织构成了本书的主线。

    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历史早有定论。这本书着重展示的是其精神世界，其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和巨大反差是其一生悲剧的根源。在我看来，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充分反映在他为王国维撰的碑文中，他对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邀请的回复是对他学术精神的进一步阐述，二者的旨趣是一致的。 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他写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陈寅恪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专心著述，不问政治。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没人能置身事外，即使独善其身，也要被划分政治派别，卷进汹涌的政治漩涡中，也许无论是合作还是不合作，结局都不会不同。

    这本书史料详实，作者充沛的感情充溢期间，但在我看来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作者感情表露过于直白，刻意渲染悲情。二是作者引用的材料枝蔓过多，几乎对每个出场人物的身世都做了详细的交代，使得主干不够突出。文中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陈先生的崇敬之情和对他悲剧人生的咏叹。悲剧色彩是本书的基调，但对此过于强调，显得刻意而为。陈寅恪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他一生经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家世从显赫到凋零，少年时期即漂洋过海、求学列国，可以说半生漂泊，他晚年的著作因此充满了家国兴亡之叹。这种感叹和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内核。人无力和时代相抗衡，如果时代精神和自己的信仰相距过远，难免精神上的苦闷和压抑。何况陈寅恪晚年还遭受了盲目断足的身体折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造就了其悲剧色彩。其实，陈寅恪晚年物质生活并不匮乏，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一直享受到了特殊照顾，直至文革开始。但精神上的折磨是物质弥补不了的。

    读罢此书，读者对陈寅恪晚年的学术成就和精神世界能有较为详尽的了解。但这本书毕竟是人物传记性质，不是内心自白，因此人物形象较为单一。相比之下，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展示的是一个更为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人无完人，再伟大、再遗世独立的人也会有平凡、琐碎的一面。读者还能从此书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陈寅恪晚年虽然悲苦，但他生命中相继出现的一些人给他悲剧的人生底色增添了些许亮色。这些人中既有当时位高权重之人，如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如果没有他，陈寅恪晚年的物质生活可能难以保障，也有学校的同事如陈序经、异性知己冼玉清、好友吴宓、他的助教黄萱、学生高守真，还有他的护工容苑梅、卢冠群等等。这些人给予了陈寅恪精神上莫大的安慰。可以看出，无论是多么扭曲的时代，人心多么凉薄，总还会有一些人看重真情、真诚相待，“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这种真情无关身份地位，只关乎心灵和意气相投。

    （作者单位：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