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告贺新建及其儿子贺强与被告贺虎林原系同村邻居，2007年3月14日，被告贺虎林的儿子结婚，并邀贺强陪客喝酒，当日贺强饮酒过量猝死。后经死者家属与被告协商，被告赔付死者家属5万元。

    案例二  徐某一日应邀参加朋友举办的宴席，席间徐某不胜酒力，朋友便将其扶到徐某自己的汽车里休息并关上车门。散席后发现徐某已昏迷不醒，在送往医院途中徐某死亡。后查明徐某因天热车门关着未开空调，且酒后意识不清呼吸不畅脑部严重缺氧而死。徐某亲属诉至法院要求与徐某共饮的吴某等4人赔偿各项损失30万元。

    同饮者责任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作为成年人，共同饮酒人之间并无劝阻、照顾义务，饮酒纯属个人私事。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有清醒的认识，也应清楚过量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在饮酒过程中不自我控制，导致过量饮酒，应对其后果自行负责。作为共饮人在法律上并没有防止损害发生的法定义务，对受害人不应承担责任。

    观点二：共饮人应尽到注意义务，应当存在互相提醒、劝告少饮并阻止已过量饮酒的人停止饮酒的注意义务。明知过量饮酒会导致饮酒人身体受到伤害，还向其劝酒，应认定行为人存在让其他饮酒人醉倒的主观故意；在过量饮酒的情况下，行为人疏忽大意，没有尽到护送、照顾和通知其家人的注意义务。如果饮酒后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其他同饮人均构成民法中的过错，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疏忽大意没有尽到义务，对受害人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分析如下：

    一、饮酒过程中酒友具有注意义务

    从饮酒的形成过程来看，一般都是“相约”饮酒，即“酒友”之间对共同饮酒活动都是应允的，从实质上看已经达到了相约饮酒的共识，这种“要约”与“承诺”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饮酒协议”，虽然这种协议本身没有约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饮酒本身也不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饮酒过程中产生的附随义务是存在的，具体就是饮酒和饮酒后的注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饮酒过程和之后的注意义务，是指饮酒人之间应当承担的劝阻、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履行这种义务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明示的作为义务。案例一中从饮酒的过程来看，属于“相约”饮酒,即受害人贺强是受被告贺虎林邀请赴宴达成饮酒的共识，故饮酒过程中产生的附随义务是存在的，因不履行该义务而产生的损害后果是不能全部免除责任的，贺虎林作为宴请的邀请人并参与饮酒的过程，也符合产生的附随义务条件，故被告应对因未能及时履行与贺强“相约”饮酒所产生的附随义务而导致贺强死亡的这一损害后果负一定责任，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种徐某共饮的朋友未尽到注意义务，对其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徐某自身也应清楚过量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但未能自我控制，导致过量饮酒，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如何对“酒责”进行划分认定

    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共饮者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但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比如说一位酒友只劝另一位酒友饮用少量的酒，却诱发对方疾病甚至死亡的后果，而劝酒者先前不知其病情，被劝酒者也认为少量饮酒不会发生危险，这种情况下，根据公平责任，可酌情判令劝酒者适当承担补偿责任。其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2、朋友之间饮酒相互劝戒、照顾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定义务。《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其它义务”是一种概括性规范，没有区分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因此，应当按照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来理解，如果没有尽到最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就应当认定违反了“其它义务。”案例一中，贺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接受宴请时主动喝酒而导致自己醉酒死亡，其自身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被告贺虎林作为宴请的邀请人在饮酒过程中应负安全注意义务，因未尽职责而导致贺强醉酒并死亡的损害事实发生，也具有过错，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酒责”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酒友”对因共同饮酒行为受到伤害的其他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是以“酒友”饮酒过程中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为一般根据和标准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