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离婚（包括解除同居关系）案件占了很大的比重，而随着现阶段离婚案件出现的当事人年龄低、结婚时间短、婚前感情基础差、大多只有一个子女等特点，夫妻离婚后往往涉及低龄儿童的抚养问题。因抚养低龄儿童需要的费用较高，而现阶段我国婚姻法在抚养费负担方面的规定又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针对抚养费负担的调解、审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当事人往往无法就抚养费负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依法判决，又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灵活性，导致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在审判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参与审理的离婚案件加以分析、整理，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离婚案件的子女抚养费负担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抚养费法定数额偏低，导致追加抚养费诉讼案件增多，浪费司法资源。婚姻法在有关抚养费数额的规定中，将离婚案件的抚养人简单分为有固定收入和无固定收入两种，负担比例也较为机械的固定为20%-30%。而在审理实践中，除少数公职人员或工作固定的人员外，相当一部分的非农业户口人员及绝大多数农业户口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即使有较为固定的收入，本人不承认，对方又举证困难，导致无法认定其有固定收入。当事人有无固定收入，对抚养费的数额会造成极大影响。以农业户口当事人每月固定收入2000元为例，他应负担的抚养费为每月400-600元，即每年4800-7200元，但如果对方不能举证证明他有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法院只能依据无固定收入的标准计算抚养费数额，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为每年约1100-1600元，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每年2200-3200的生活费用，仅仅能勉强维持一个孩子的温饱而已。即使在有固定收入的人群中，单纯依据其固定收入，确定抚养费的数额，也是不科学的。例如有些单位，工资低而福利高，其固定收入只占其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或者固定收入低而隐性收入高等，这些都无法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中得到体现。在某些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固定收入较低，但经济条件很好，法院也只能限于法律规定，让其承担很低的抚养费用，这显然不利于儿童权益的保护，个人认为，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问题上，应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限，不再仅限于固定收入，而是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财产、收入状况，使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更为合理，让有能力尽抚养义务的当事人，充分尽到对孩子的抚养义务。

    2、缺乏灵活的履行渠道。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当事人给付抚养费，可以分期给付或一次性给付，而在实际操作中，如分期给付，时间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仅凭当事人自觉履行，变数太多，若都由法院作为中介支付的话，又会挤占本就不富余的司法资源，所以大部分当事人都愿意选择一次性给付，而一次性给付抚养费，受当事人经济能力所限，其数额必定会低于分期给付，造成被抚养人权益的损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有当事人说:“我不是不愿出抚养费，而是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等我以后赚到钱，一定补上”，其中不乏真心实意者。个人认为，应借助社会力量，如在银行中开设抚养费分期或者延期给付的业务，由法院加以监督，让抚养人能够更灵活便利的履行抚养义务，一定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我所知，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个例，如果能够加以推广普及，必将对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助益良多。

    3、对拒不给付、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缺乏有威慑力的惩戒措施。有些当事人，明明有经济能力，但出于对前妻（夫）的怨恨，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导致被抚养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经济案件中，法院可以以通报黑名单等形式予以惩戒，直至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予以判刑，但在离婚案件中，很少有当事人因为拒不给付抚养费而受到相应惩罚，这就使得一些当事人有恃无恐，认为毕竟是离婚案件，我就是不出抚养费，法院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我得知，在美国，如果离婚后一方拖欠抚养费的，对方只要到法院递交申请，拖欠抚养费一方就随时会面临拘留甚至监禁刑。个人认为，在离婚案件中，对那些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借鉴经济案件执行过程中的相关经验，予以严惩，直至公诉判刑。

    以上是本人对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费负担问题的几点浅见，工作经验所限，不是很成熟，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安国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