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王烈放走盗牛贼。王烈，东汉末年人，曹操请其做官为应。身居乡里，德高望重，百姓纠纷，有求必应，断定是非，盛德感化。一日，王烈辖区出现一盗牛贼。先前盗牛贼没有名字记载，龙大轩教授把他取名王小二。人生两条路，当官种田。可惜王小二家境贫寒，当官掌权，王小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无门；种田为生，四只脚的耕畜没有一头。王小二便起盗心，先偷一头耕牛然后再改邪归正。然而，偷牛无技，牛鸣报警。主人赶来，人赃俱获。王小二哀求，要砍要杀，要关要罚我都认了，但这事不能让王烈先生知道。然而，王烈还是知道了，他令人把王小二带到自己的施刑之地，问王小二为何你都招了还不让我知道？王小二说“我对不起你的教化，羞死人了”。按当时的律刑，偷马要处于死刑，盗牛比偷马还重。但王烈却把王小二放了，还给了他一匹布。

    第二个故事是唐临农忙放在押犯回家种田。唐临,京兆长安人，年青时与兄唐皎都有很好的名声。两次提升侍御史，奉使命到岭外。唐高宗即位，唐临任检校吏部侍郎。在此之前，死刑犯临刑冤屈声声，唐临即位，连喊冤叫屈的都没有。高宗奇怪，就亲自出问死刑犯。死刑犯们说：“罪行确实是自己犯的，唐大理卿判处的刑罚，已经不感冤屈，不是滥用刑罚，这是我们没有喊冤的原因。”唐临出名是在出任万泉县县丞期间。万泉县有轻罪囚犯数十人，由于天灾粮减交不起税赋被打入牢狱。春末突然来了一场了及时雨，唐临禀告县令请求放出他们，有如关在牢里让他们雪上加霜，倒不如放他们农忙回去抓住节令多产点粮食补交农税。县令不肯。唐临说：“您如果有所疑虑，我自己承受这个罪责。”县令无奈，只好找一理由请假回家，让唐临代其县令，主持政事。唐临代主政事后，便和囚犯们约定，你们回家吧，种完庄稼就回来，牢里关不出粮食。

    前者有法不依，后者执法不严。用今天的话说，枉法无疑。然而，两个故事还没有完。王小二用王烈施舍的那一匹布换了耕牛勤耕苦作，连人家树上的果子都不敢偷吃一个，心中只有“感恩”二字。一日，王小二在路上看到一把金光闪烁之剑，他知道主人一定很着急，就一直在那里顶烈日、耐狂风、抗暴雨坚持死守，然而雨过天黑，因不见主人前来，他仍然雷打不动。正当他焦急四顾，一位老翁急匆匆赶来，见剑安然无恙，顿时欣喜若狂。王小二问明原由，确定失主就是老翁。便说，你捡起吧，我也该回家了。老翁感激不尽，想以资谢意，王小二分文不收。没过多久，王烈辖区就传出了一个拾金不昧的感人故事。王烈惊喜，便派人查找拾金不昧的主人翁以便弘扬。当他知悉拾金不昧的主人翁就是他当年放走的盗牛贼王小二，内心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激动。谁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王小二回头只不过是一匹布。再说放走罪犯种田的唐临，县令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罪犯们如果不回来，或者回去又犯上作乱，唐临就只有吃不完还要兜着走。哪不妨囚犯们怀着感恩之心，忙完农时一个不少的又回到牢房。从那以后，辖区百姓不但不要派丁强交农税，他们反而主动上交农税，县令暗暗庆幸，唐临这个县丞的脑袋所装的东西就是比自己脑瓜所装的不一样。

    两个故事，千秋频传。为什么现在还有如此大的魅力？用龙大轩教授的总结，那就是两个故事涵盖了儒法文化。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王小二能够改邪归正，囚犯能够按时还牢。最核心的就是两个案例凝聚着王烈和唐临用自己良知的教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国学当今仍被世界多个国家推崇。据报道，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其中，亚洲30国(地区)81所，非洲16国21所，欧洲31国105所，美洲12国103所，大洋洲2国1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缅甸、马里、巴哈马、突尼斯、坦桑尼亚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11国31个，非洲5国5个，欧洲10国82个，美洲6国240个，大洋洲2国11个。孔子能够走出国门得到世界的推崇，甚至有的国家还豪抢孔子就是他们的祖先。既然孔子文化有如此魅力，国人也就不会拱手让出祖先。在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政法委把“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作为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人民法院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在其职能范围内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王烈和唐临因案制宜的儒法文化思想仍然值得今天借鉴。当然，借鉴不是要我们原本的去复制，而是要走进儒法文化的海洋去探寻新的内涵。

    首先，儒法文化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根基。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又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两轮驱动，“德主刑辅”也就仍然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条主线。德靠教化，法属制裁。就刑事案件而言，教化感应的是心灵，制裁折磨的是肉体。构建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先教后诛”无疑又是今天的一块明镜。

    其次，两个案例是“先教后诛”的儒法文化典范。王小二是迫于“饥寒起盗心”，天生不坏，囚犯不交农税是天灾粮减，碗里无米。如果王烈、唐临孤立的、死板的、教条的不考虑犯罪起因，只考虑犯罪后果一概杀之或关之，两个案例不但不能得到千秋频传，反而还会背上“不教而诛谓之虐”的骂名。

    三是创新必须有胆识。王烈放走死刑犯，唐临放囚犯回家种田。按当时的法律，他们也有“枉法”行为，但这种“枉法”是建立在公心之上，因而他们有着“心底无私天地宽”即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如果离开这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胆识，他们也就得不到千秋颂扬。法律是死的，只有法官才是活的。如果法官只能依照法律照葫芦画瓢，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切实，类似王烈、唐临的办案方法现实生活中也并非没有，笔者所在法院也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件，范某当时六十余岁，独子及其儿媳长期虐待范某夫妇，不给吃、不给穿、不帮助老人种田不算，还要经常打骂两位老人，把大小便撒在老人米袋里、水桶里。老人经受不住儿子儿媳折磨，一日去找当地派出所报案，当老人从三十公里的路上返回还未进家门，儿子儿媳又把他拦截在天井里毒打，老人忍无可忍，当场就把儿子儿媳毙命。杀死两条人命，惯例死刑无疑。但案件公诉到法院后，开庭时数百名当地群众从几十里的山路上赶来，对范某的公诉变成老百姓对范某儿子儿媳不孝的倾诉。法院以防卫过当判处范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当地村民赞口不绝，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纷纷频传，不但没有人谴责法院枉法裁判，反而还说法院做了一件很有良知道德的案件。又如被称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要考虑少年犯的后事，但她能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贯穿在案件中而采取不同的挽救措施，从而使正在成长中的少年犯如同王烈审理的王小二成其为社会楷模，尚秀云的这一做法不能不说不是当代法官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先驱。

    综上所述，上述两个案例是儒法文化的精髓，如果再把孔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之经典引入个案中，因案而异，因人而异给予不同的处罚结果和开展法制教育，不但能给我们的儒法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还能演绎出更多的王烈、唐临及其新时期的宋鱼水、金桂兰、龙进品……

    （作者单位：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