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0日，一封举报信寄进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信中透出一个惊人的信息：“一个叫张志文的人，从2000年7月开始，组织内地女青年到香港，强迫她们做三陪。这伙人分工明确，在县城有人办证，到了深圳、香港有人接送……”

　　寥寥几行字透露重大案情，立即引起贵州省公安厅的重视。由于案情涉及面广，情况特殊，省厅当即成立专案组，开展初步调查。

　　很快，来自香港警方的档案记录证实了举报信的真实性：2000年10月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镇远、台江等县的多名女青年，因涉嫌在港从事色情业，被警方遣返。

　　黔东南州公安机关立即四处走访，讯问了这批女青年，“张志文”正式进入警方视线。

　　据女青年称，这是一个在舞阳河畔某县城做皮鞋生意的福建人，曾多次利用香港方面寄来的邀请函，组织当地女青年出境“打工”……

　　部督案件惊动两地

　　案情初步查实后，贵州警方立即向公安部汇报了案件进展。公安部领导指示：“7.10案件”列为部督案件，贵州公安要从树立中国刑警形象的高度，全力侦破这起案件。

　　据警方提供的资料，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内地不少妇女被“蛇头”拐骗出境从事色情服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公安部将此案为列为一个“标本案件”，意在为携手打击跨境犯罪提供良好的思路。

　　很快，由公安部牵头组成的“7.10”案件的专案协调会在贵阳秘密召开，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可能涉案的七省刑侦总队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香港警方也派代表参加了专案协调会。此次行动被香港警方命名为“前瞻跨界行动”，梁醒辉总督察带领８名香港警员，专程赴黔东南州首府凯里配合当地警方工作。

　　“文哥”“苏梅”落网

　　2001年7月22日，“张志文”被依法刑拘。在从被遣返的女青年中掌握大量铁证后，对张的审讯很快取得突破：“张志文”真名刘志文，他通过福建老乡认识了常住深圳的苏梅夫妇。苏梅让他“物色”当地女青年，并负责办理相关手续，送往广州交给一个叫苏灿治的人，每介绍一人，可获三千元好处费。

　　8月12日，在经过一月的前期准备后，专案组赶赴深圳，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查出苏灿治的藏匿处所，并一举将准备外逃的苏灿治、梁伟民抓获。

　　结果发现，“苏梅”与苏灿治同系一人，“苏梅”只是苏灿治为隐蔽身份所使用的化名。经过突审后证实，梁伟民正是受害者所说的负责在香港接站的“文哥”。

　　“犯罪锁链”组织严密

　　在几名关键的疑犯被擒获后，“7.10”案件真相浮出水面。

　　经警方证实，几名疑犯分工不同，“各司其责”，形成了一个从内地到香港的“犯罪锁链”。

　　刘志文无疑是“锁链起点”。这名曾在黔东南做皮鞋生意的福建人，2000年4月认识苏灿治，被拉入犯罪集团。在认识苏后，他立即潜入贵州黔东南各县，开始以招工为名，物色青年妇女，准备“货源”。从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一年间，他“推荐”了９名妇女。此外，他与苏学良一起，还负责在黔东南各县“打点”关系，以便这批妇女能办到出境证明，并将这批妇女送往广州。

　　苏灿治则是该“锁链”中的中间环节，负责在广州“接站”，并与香港方面联络，通知他们接人。

　　“锁链”的尾端，便是梁伟民及一个名叫“阿龙”的人。他们负责为那些“有意到香港打工”的女青年提供邀请函。当然，到香港后，也负责为她们“安排工作”——接客，此外，还充当打手和监管人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的“罪恶锁链”中，一位黔东南州某县公安局的警察也充当了重要角色。这位因为两三千元好处费而丧失良知的败类，不仅在办理出境手续时为刘志文等人提供方便，还把自己的姐妹推进了火坑，并在案发后通风报信，意图逃避责任。

　　来自黔东南警方的消息，经９个多月的侦破，“罪恶锁链”已被斩断。等待这些嫌疑犯的，将是法律的严正审判。（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