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拆迁补偿纠纷案持续了6年;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案持续7年历经23个法律程序……这样的情形在检察机关受理的行政诉讼监督中并不少见,但相关各方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来来回回很多次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导致“程序空转”。

  为破解这类问题,最高检党组要求,要以“办案就是办涉案百姓人生”的态度办理每一起案件,做到为百姓讨公道,为社会消戾气。2019年10月,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针对一些地方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等突出问题,综合采取监督纠正、促进和解、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据统计,2019年11月至今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共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625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信访不信法”背后有原因,调查核实厘清行政争议

  一个行政诉讼案件“程序空转”,就有可能让当事人为了一件事奔波很多年。在检察办案实践中,大量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反复纠缠于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立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有的还要发回重审,几年甚至十几年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不仅没有解决矛盾,还影响司法公信力。

  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调查核实是检察机关的一个重要手段,截至今年5月,在已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中,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的就有517件。

  吉林某机械厂业主李某等3人因厂房和设备在2014年5月被强制拆迁,政府未与其签订补偿协议而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因超过起诉期限裁定不予受理。

  “李某等3人的起诉确实超过了法定期限,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受理该案的吉林省白城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调查核实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发现,拆迁部门在未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拆除,虽然进行了补偿,但没有将拆除的机械设备归还当事人,导致李某等长期诉讼、上访,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根据调查核实结果,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同时指出行政机关拆迁行为存在的问题,帮助李某等取回了被拆除的设备,持续6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在坚持走出去全面深入地向当事人、法院、行政机关和其他相关单位、人员了解案情的同时,检察机关还多方论证、多方咨询,就案件法律适用进行司法裁判类案查询,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分析,确保案件法律适用准确、是非清楚。

  公开听证,以看得见的方式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持续多年的争议,怎么解决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答案就是:以公开促公正。检察机关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开展公开听证,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专家学者参加,以看得见的方式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截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举行公开听证88次。记者还采访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开展网上公开听证的故事。

  湖北人宋某2013年在浙江温州打工时遭受工伤,要求人社局责令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14万余元,被法院以超出时限和劳动监察范围为由驳回。温州市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后查明,宋某在受伤当年即向事故发生地的温州市龙湾区人社局投诉,公司所在地的瓯海区人社局不应以超过时限为由撤案,法院亦不应驳回宋某请求。鉴于疫情期间宋某远在湖北,温州市检察院决定在网上举行公开听证。

  今年4月2日,温州市检察院连线湖北省某地检察院,让宋某在当地参加听证。由于该公司已无偿付能力,检察机关提出由龙湾、瓯海两区人社局分别向当地政法委申请司法救助,检察机关也给予司法救助的意见,获得当事人和与会各方支持。这起历时7年经过23个法律程序的行政争议,在疫情期间得到化解。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最高检挂牌督办了2批45件重大案件,编发两批12个典型案例以加强指导。最高检领导带头办理案件,更为各地检察机关作出表率。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带头办理了重庆某防火材料公司行政处罚申请监督案;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到江苏盐城申诉人家里释法说理,重启一起历时8年的政府违法拆迁案。

  有了“头雁”的示范效应,各地检察机关均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度,对挂牌督办案件均明确由院领导包案,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直接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院领导包案促进化解行政争议165件。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力量

  在专项活动中,检察机关还发现一些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现象。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部署要求,检察机关对行政裁判和行政行为并无违法或明显不当,但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积极协调司法救助12件案件。

  退役军人洪某于2017年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补办评定伤残等级,由于不能提供相关诊断证明和原始医疗材料,未获支持。提起行政诉讼后被法院以同样理由驳回,于是向安徽省池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经过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和释法说理,洪某认识到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处理并无明显不当。鉴于洪某每年领取不足1万元的政府补助金,家庭生活确实困难,检察机关协调退役军人事务局安排公益性岗位,提高其收入,使行政争议得到化解。

  在行政争议中,还有不少是涉及民营企业的。最高检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就是涉及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11件案件。截至今年5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已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中,涉及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有44件。

  疫情期间,检察机关依法加强涉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保护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企业复工复产。江苏省泰州市某建材经营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后,却没有被法院及时解除限制消费令,泰州市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进一步进行沟通,法院当天就解除了限制消费令,为企业复工复产赢得了时间。

  除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检察机关还对确有错误的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和执行活动依法予以监督。截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16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6件、检察建议47件,促使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上化解。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生效判决和其他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依法发出检察建议49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有些行政争议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实质性化解,主要是因为化解的难度很大。最高检行政检察厅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要遵循精准监督理念,紧紧抓住可以协商、调处概率高的影响性案件,以点带面推动矛盾化解。检察机关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不是“和稀泥”,更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就混淆黑白、放弃原则,要在坚持法律底线的基础上,运用好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做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