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见证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枫桥经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走出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向“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跨越。

  新时代“枫桥经验”实际上是“枫桥经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实现了从“枫桥经验”到“枫桥理论”再到“枫桥制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一,以党建为统领,完善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以党建为核心、以多元共治为主体、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为基本治理方式、以数字治理为支撑、以人文治理为基础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创新的一个制度性成果。

  第二,以培育壮大社会组织为重点,加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从警务共同体建设到平安共同体建设,再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转型和发展,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

  第三,以深化社会建设为目标,完善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综合性机制建设。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立完善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和评估、化解、管控机制,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并以法治思维和法律体系加以支撑和保障,最大限度地把社会风险和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现代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要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建立政府政务系统,以民意为导向建立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包括建立民意收集研判、干部接访下访、流动人口旅馆式管理等一系列为民服务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五,以科技为支撑,大力推进数字社会建设。要顺应科技信息化潮流,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特别是5G、区块链技术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

  第六,大力弘扬“枫桥精神”,加强治理文化建设。“枫桥经验”的社会基因形成了枫桥独有的“枫桥精神”。要以“枫桥精神”推动包括和谐文化、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内的文化建设。

  第七,以“枫桥式”创建为载体,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司法所”“枫桥式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站”等创建活动,全面推广枫桥警务模式,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