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今年初，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2014年全面启动，到2015年提速换挡，再到2016年攻坚克难，一组组数据清晰见证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稳步向前推进的坚实足迹。

　　10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相关数据。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以来，先后开展“天网2015”“天网2016”专项行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追赃79.94亿元；集中曝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5人落网。

　　归案“红通”人员逃亡时间最长达18年

　　2015年4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第一线就传来捷报，潜逃海外14年之久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首个落网人员。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国先后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35名“百名红通”人员。

　　35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涉嫌的犯罪类型包括贪污、受贿、行贿、诈骗和滥用职权等，其中近半数涉嫌贪污。例如，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伙同支队原出纳员张清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公款，并于2014年9月携款出逃。两人最终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缉捕归案。

　　2016年7月13日，外逃美国长达18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回国投案自首，这也是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中外逃时间最长的。35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里，潜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占到一半以上。其实，潜逃时间与追逃难度直接相关，一般而言，潜逃时间越久，追逃的难度越大。戴学民、黄玉荣、张丽萍和朱海平等人尽管潜逃海外十余年，但通过务实的国际合作，最终仍被缉捕归案或主动投案自首。

　　20个省区市有“红通”人员到案

　　《“百名红通”人员张大伟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朱海平、郭廖武投案自首 “百名红通”人员三分之一归案》《“百名红通”人员王雁威被缉捕归案》……点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的时间进程一目了然，从2015年4月到2016年10月，几乎每个月都有“百名红通”人员归案。

　　100名“百名红通”人员案发地点分布于23个省区市，其中广东、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较多。“百名红通”人员名单集中公布以来，20个省区市在追回“百名红通”人员的战役中有所收获。

　　北京、辽宁、福建、山东、湖北和广东等6个省区市各追回3名“百名红通”人员，上海、江苏和河南等3个省区市各追回两名“百名红通”人员，河北、山西、吉林等11个省区市各追回1人。

　　超半数归案“红通”人员从西方发达国家追回

　　“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有引渡条例(约)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百名红通”2号嫌犯、人称“亿元股长”的李华波面对镜头追忆外逃之路时作出这样的陈述。事实上，大多数“红通”嫌犯在选择外逃目的地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尚未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的美国、加拿大等国。但通过积极推动追逃追赃国际合作，诉诸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等手段，我国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百名红通”人员共计19人，占归案总人数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