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与圆，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其中既包含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寄予着个人品行的修炼、人格境界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我国古钱币的造型为外圆内方，天坛的整体设计，即是取自天圆地方之意。有天地方圆，才有乾坤之大。

    自然有乾坤，人心也有乾坤。所以外圆内方，方圆相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生命智慧。《淮南子·主术训》曰：“智欲圆而行欲方”，即是说，内心思想要灵动润通，不偏执，不顽固，能圆润，懂变通。而在道德品行上却不能失正气、骨气和品德，要在该坚持原则情况下，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和应有的棱角。是故，圆与方都是人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一种把握。做人做事，一方面要遵循规矩，遵循法则，坚持标准、规范和原则，这是“方”的道理；一方面要懂得讲究策略和方式方法，灵活机动，顺其自然，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等，这是“圆”的寓意和内涵。中国人信奉“做事要方，做人要圆”的人生哲学。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是信仰，当为做人之脊梁，“圆”是智慧，当为处世之锦囊，内心始终坚守信仰，表面显露智慧，就能在五光十色的人生舞台上游刃有余。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方圆人生的意义，那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会变通。法乃国之重器。法官作为国家的司法者，基于其所拥有司法职权的天然衡量，在作出对诉讼参与人重大权益，乃至自由与生命权取舍的司法判断与决策时，更应对其职业素质与专业意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借鉴中国传统文中方圆之道的精华，坚守内心的一份“方”与“圆”，是身为法官之根本，立业之根基。

    法官对“方”的内心坚守，就是要在灵魂中怀着对法律的神圣敬畏感。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宗教与法律》一书中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作为一名法官崇法首先要敬仰法律，要心怀法度，善守其本，以法律衡量是非，判断曲直，把法作为精神信仰与目的追求，让法具有高于一切的权威性。只有做到对法律普遍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才会化作内心自觉，才能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敬畏法律是法官必须坚守的内心准则，既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权利的珍惜。公众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则会恣意践踏法律，社会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公民将丧失责任。对于法官来说，敬畏法律就是坚持依法办案，坚守清正廉洁，坚定司法信念，不能以自我意志妨害司法公正，不能以自我权力腐蚀他人权利。而这样的敬畏和信仰，不单单是对法律条文的信仰和法条背诵，而是对内含于法律条文、又超越法律条文的法律精神的信仰。这种精神是法上之法，是为法律条文所执着追求并努力实现着的正义精神。因此，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必须真正扎根于法官的灵魂深处。

    法官对“方”的内心坚守,还要求法官必须以法治的精神、法律的思维、法律的方法，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实现个案的公正。要做到这一点，在司法中就要遇事不专断，不任性，严格按照规则行事。程序是法治与恣意而治的分水岭，规则是蛮荒与文明教化的临界点。法官发挥自由裁量，一方面既要遵守诉讼程序规则，严格规范自身司法行为，尽力避免出现程序瑕疵；另一方面也要遵循法律逻辑规则，遵从司法三段论的推理要求，合理合法地推导出司法结论。“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司法程序的裁判者，法官应在从业环境之内与业余生活之外，身体力行地践行国家有关法官职业准则的规定，在规则之内行事，不盲从，不逾矩。

    法官对“圆”的内心坚守，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行事灵活，不拘泥不固执。霍姆斯大法官在其《法律之道》中提出：“法律的最大公正性乃在于其与人类最为深沉之天性契合无间”。法律基于保证内在刚性及稳定性的要求，会逐渐与鲜活的司法现实脱节，显现出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特性，这就要求法官不能固守刻板的，甚至在实践中失去指导效力的法律规定来断案，而应灵活变通，不局限于狭隘的框架限定，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之道。严格来说，法官的司法裁判依据，不仅仅包括成文的法律条文，还应包括一些实践中的通用习惯，甚至可以参照一些司法案例，充分发挥软法的指导功效，力争最大程度地契合案件事实，实现实体正义。

    法官对“圆”的内心坚守，还要求在司法中应“通人性”、“合人情”。法理不外乎人情，西方也有法律谚语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法律一般都体现着道德判断、体现着道德取向。只有符合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法律才能成为“良法”“善治”，也只有这样才能被人们所信仰、所遵守。法律是有生命的，鲜活的、灵动的，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法官作为公平与正义的使者，其思想灵魂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情感支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法律蕴含的终极关怀和人性光辉，也不可能明白民众对公正与正义的强烈渴望。《汉书·吴佑传》记载：“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官员追至胶东将其抓捕归案。如何法办呢？吴佑认为，从孝道角度，“子母见辱，人情所耻”，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必须按国法处以死刑。在“法”与“情”的两难之中，吴佑在执行死刑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种为其“留后”的方法。吴佑问毋丘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于是将其妻带至监狱，“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丘冬至尽行刑。”达到了“法”与“情”的圆通境界。

    方圆有度，方圆相济，方圆互补。把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智慧，巧妙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之中，坚守内心的“方”与“圆”，在方与圆中彰显法律的刚性与人文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新时期法官的心灵追求。

   （作者单位：内蒙古太仆寺旗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