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中级法院，第四审判庭。

    我端坐在审判台上,闭上眼睛，想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但即将开庭的案件，让我时刻难以平静。

    这是一起不太复杂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上诉人李勋驾驶拖拉机在倒车过程中与被上诉人黄克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两车损坏，黄克受伤......

    交警认定李勋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倒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承担全部责任。当天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李勋赔偿黄克医药费等16000元。事后李勋向保险公司索赔，所得款项未支付黄克。双方遂成讼争。

    一审判决采纳了交警的责任认定，认为原告黄克要求被告李勋按协议赔偿，符合法律的规定。李勋辩称达成协议后，已赔付10000元，查无实据，不予采信。判决：由李勋赔偿黄克医疗费等16000元。

    李勋不服，诉至二审，主张一审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错误，证人可证明其已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另赔10000元。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开庭的时间到了。

    我端坐在审判长席位上，深视着上诉人李勋。他没有委托律师，在法庭里，一脸的无奈和委屈。

    庭审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

    辩论结束后，我进行了调解。

    双方均有所退让，但分歧太大，调解无果。

    我将目光再次转向李勋，他也在深深的注视着我，愤怒、激动、忧虑、不安、祈望、期待……种种表情，交织在他黝黑、消瘦却桀骜不驯的面孔。

    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评议，一致认为，黄克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上路，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应负次要责任，二审对交警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李勋提供的证人证言，超过举证期限，不能视为新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主张已赔付10000元，不予认定。

    随着发锤铿锵有力地落下，我结束了对案件的当庭宣判......

    庭后，我向分管民事审判的黄副院长作了汇报。黄副院长认真地分析了案情，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分歧虽大，但曾经达成过调解协议，有调解的基础，可对案件再作调解，指示我们只要有一线调解的希望，就要作最后的努力。

    我感受到了一种深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拨通了李勋的手机。

    “不是当庭宣判了吗？还能调解？”他充满迷惑。

    “调解贯穿整个诉讼的始终，只要判决书没有送达，调解仍然合法。”我说。

    “好吧，我按时到庭。”他说。

    第二次调解，定在原来的审判庭进行。

    约定的时间到了，黄克的代理律师已经按时到庭，而李勋却久久不见踪影。我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我拨通了李仲勋的手机。

    “盘法官，我奶奶……今早去世了，今天……没法到庭了。”他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幽幽咽咽地说。

    惊讶，失望，我久久沉吟不语。

    我把情况告诉了黄克的律师，律师无奈的摇摇头，起身告辞。

我没有让他走，把他请到了我的办公室。

    “电话调解！”我说。

    律师沉吟片刻，点点头。

    我用办公室的电话，摁下免提键，再次拨通了李勋的手机。

    “好吧，同意电话调解。”李勋回答。

    “调解要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协议， 需要双方平心静气，互谅互让，逐步减少分歧，最后达成一致……”我一字一顿地说，尽可能把话说得大声些，让电话那端听得清楚些。

    双方在电话里讨价还价，分歧逐步减小，最后，为2000元僵持不下。

    “双方再考虑十分钟，再提出新的方案。”我说，与其说是给当事人时间，不如说是给自己时间。我需要时间考虑对策，打破僵局。我深知，在双方各执已见，互不退让的情况下，一个法官的正确引导至关重要，甚至是关键所在。

十分钟过去，双方当事人都沉默不语。

    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双方再各退一步。

    得到特别授权的律师同意了。

    然而，李仲勋的表态让我大失所望。

    “不行！”他态度非常坚决，说完把电话挂了。

    我如同被当头拨了一盆冷水，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放弃，还是坚持？我迟疑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律师说：“现在双方的分歧已经不大，可以先按法庭提出的方案制作调解书，你们先签收。明天，我到乡下找李勋，继续做他的工作。如果调解无效，只能按当庭宣判的结果处理。”

    律师赞许地点点头。

    只有2000元的分歧，怎能轻言放弃？我心里默念着。

    第二天，我带上书记员，驾驶警车，在烟尘滚滚的乡村公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了李勋所在的村庄。

    这是一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村落，一栋栋用木板、枝条围圈的破落残旧的瓦屋，疏疏落落地依着山势星罗棋布，深深地隐藏茂密的竹树丛中。村口，一株巨大的古榕盘根错节，浓阴如盖，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翘首远眺的老人。

    警车开进村里，很快引起村民们的警觉。法院的警车到这偏远的村庄干啥？抓人？抓的是谁？

    这的村落清一色的李姓家族，平日左邻右舍，常为些灌溉用水、牛马践踏庄稼磕磕碰碰，但一旦村里的人受到外人的欺凌，或发生什么损害到整个家族利益的事情，就会表现得异常团结一致。

    警车进村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里。几十号村民拿着锄头、铁锨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村里那个篮球场般大小的晒谷场，将警车紧紧围住。每一个村民的眼神都充满了怀疑、警觉甚至是敌意。

    书记员小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面色发白，惊恐不安。

    虽是身经百战，依然有一丝寒意袭上我的心头。我倒吸口凉气，极力镇定自己。我非常冷静地向村民们说明了来意，为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拨通了李勋的手机。

    不多时李勋来了，站在我跟前披麻戴孝的他让我几乎认不出来。

    这时，一个彪形大汉从人群中挺身而出，拦在李勋跟前，卷起袖子，怒目圆睁。“你们是不是要抓人？”

    “是不是要抓人？”

    “是不是？”人们异口同声地起哄，包围圈越缩越小。

我努力镇定自己，鼓励着自己，要有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勇气。我高高地扬起手臂，气沉丹田，一声高呼“乡亲们，请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

    话声刚落，李勋板开那壮汉，用同样的声量，用当地的方言向围观的人群作了解释，证实了我的说法。

    紧缩的包围圈渐渐松开，围观的人们渐渐放下心来。

    青烟袅袅，浮荡在不远处一间简陋的木屋四周。一股刺鼻的香火味，妳满偌大的村庄。

    “你奶奶去世了？”我问李勋。

    他点点头。因为熬夜守灵，他两眼布满血丝，显得异常的疲惫困乏。

    “带我去看看好吗？”我问。

    他又点点头。

    “小白，拿出笔录纸，折个封包。”我掏出两百零一元——按当地的风俗封了个单数……

    李勋家里——那间青烟四散的木屋，老人家的灵柩还在正堂里摆放，烟雾绕梁，恍惚的香火将幽暗的房屋映照的忽暗忽明。

    在上百簇拥在门前门后屋里屋外的李氏家族的宗亲注视下，我和小白分别点了三柱香，依次在老人家的灵位前深深鞠躬祭拜。

    我将那只装了二百零一元的封包，交到李勋手里。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说。

    李勋紧紧握着我的手。渐渐地，我感到他的手在剧烈颤抖，我分明看到了他布满血丝的眼已经湿润。

    我再环视四周，众目睽睽，鸦雀无声。但我再也看不到起初那种异样的，充满怀疑、警惕甚至敌意的目光。我阅读到的是粗犷之外的纯朴、敦厚和友善。时间在这一刹似乎凝固了，我似乎又回到我的法庭，重新感受到那种无与伦比的庄严肃穆和一个法官的崇高和神圣。我不再说什么，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和他们患难与共同喜同悲。

    “盘法官，跟我来。”李勋扯扯我的衣角。

    我们来到村头那株百年古榕下边。

    “盘法官，对方现在的意见怎样？”李勋问。

    “对方同意法庭提出的调解方案。现在，想听听你的想法。”我说。

    沉吟片刻，李勋深深地望着我说“今天，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不相信法院，不相信法官。”

    李勋连调解书都没看，非常干脆地在调解笔录和民事调解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字摁模。

    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我心头掠过一阵难以仰制的激动和欣喜，一种深重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欣慰的呢？

    我想起了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法代表的是强制力，情代表的是亲和力。在矛盾冲突中，情与法都一样深沉，一样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