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与《刑法修正案（八）》，强迫交易罪是指有以下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行为：（一）强买强卖商品的；（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本罪不仅侵犯了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而且侵犯了商品交易市场秩序。商品交易是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应当遵循市场交易中的自愿与公平原则。但在现时生活中，交易双方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行为违背了市场交易原则，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侵害了消费者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交易，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正因为这一特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和解决。

　　市场交易行为本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但就有那么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精神、肉体的享受，故意违背这一原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采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手段来达到交易或服务的目的。在实施“强迫”行为的过程中，有的行为人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那么，对行为人在强迫交易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行为，刑法应如何评价呢？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如果致人死亡、重伤的，属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定故意（过失）伤害罪或故意（过失）杀人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强迫交易罪与伤害、杀人罪之间有牵连关系，但是不应当以牵连犯处罚原则处理，而应当分别定罪量刑，以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理由主要在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法定刑期较低，其中没有包含牵连他罪并以一罪处断的刑期，也就是说，如果遇到牵连他罪而以强迫交易罪处罚时，其三年的最高刑吸收不了他罪之刑，因而如以一罪处断将罚不当罪，依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对此种情况作数罪并罚处理。　

　　另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行为人的强迫交易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由于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法定最高刑也是三年，那如何分辨孰轻孰重呢？其实，这两罪还是有轻重之分的，故意伤害罪（轻伤）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强迫交易罪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两者一对照，就可发现，强迫交易罪除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外，还可并处罚金，因此，相对而言，强迫交易罪的量刑是较重的，可以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而且，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将强迫交易造成轻伤结果作为强迫交易罪情节严重的情节之一，直接以强迫交易罪定罪量刑，而不是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来处罚。当然，如果是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结果，由于处罚上有了明显的轻重之分，因此，在适用牵连犯处罚原则时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强迫交易罪的刑罚一般是被他罪之刑所吸收。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的应适用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定罪量刑。

　　强迫交易罪中“非法获利数额”的大小如何界定。行为人实施强迫交易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方能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仅为一般违法。所谓“情节严重”，我们先暂且避开数额不谈，司法实践中一般主要指：强迫交易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次数较多，屡犯不改；社会影响恶劣的，如持械实施强迫交易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引起较为严重后果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强迫交易的；强迫交易严重扰乱市场的；暴力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轻伤后果的等等。

　　关于数额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获利数额较大即构成情节严重，另一种观点认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其理由是：刑法条文中的用词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罪均把“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而将“数额较大”作为较低量刑幅度的一般情节，因此，强迫交易罪中的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也应该是指“数额巨大”。

　　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情节严重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强迫交易罪中的“情节严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是定罪情节，而上述第二种观点中的“情节严重”是量刑情节，是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却又难以通过强调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来使之达到这种程度，或者不能预见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况而无法具体规定，或者能预见但要作冗长的表述，使刑法失去简短的价值，于是，立法者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就认定为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情节，只要某一方面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是情节严重，就认定为犯罪。这里的“情节严重”强调的不是相对于“一般”的“严重”，而是指“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强调的是“适度”。因此，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强迫交易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即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再次，从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来分析，强迫交易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秩序与人民的生活切切相关，而且，在一般的老百姓眼中，强迫交易行为无异于一种“明抢”，公愤很大，这些都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对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因此，如果以“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不利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甚至还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比较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那么如何计算非法获利的数额呢？行为人在实施强迫交易行为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以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或强迫他人出售其不愿出售的商品。有人认为，非法获利数额就是强迫交易方最终所定的价格与被害方在被强迫前所提出的最低价格之间的差价。但是这样计算有失公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一般商品的持有人可以根据商品的市场行情自由定价，买卖双方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价格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商定，只要买卖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便可达成交易，但是，在市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想赚取最大利润或以最小代价购买最多的商品，会在出售商品时过高地报价或在购买商品时尽量地砍价，如果依据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价格来追究强迫交易方的责任是明显不公平的。为了兼顾双方的合法权益，因此还是以相对公平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来计算较为公正，即以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减去强行购买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或以强行出卖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减去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而这里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应该以价格事务所评估的价格或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价格为准。

　　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的区分。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从语意上讲，“强拿”即用强制的方法拿走，“硬要”意即无理、强行索要，指行为人用一种强制他人的力量或施加某种压力使他人屈服，进而获取财物的行为，其中含有暴力、威胁行为，行为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非法利益，强拿硬要的这些特点与强迫交易罪在客观行为方面，有重合和交叉之处。所以，可以将强迫交易行为纳入到寻衅滋事罪中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对什么行为是什么犯罪、对犯罪追究何种刑事责任是明确的，包括了犯罪构成的明确性与处罚程度的明确性，我们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打击力度而忽视这一原则。我们在适用刑法时，要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合理地理解刑法，在执法过程中做到不矫不枉，严格依法执法，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予以追究，不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决不追究。因此，对于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强迫交易行为，决不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行为，借此来增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是应该给予行为人其他形式的处罚，这样才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