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日，商标法开始施行。到今天，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已走过整整40年发展历程。如今，人民法院与时俱进加强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实现专业审判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干，全面提升了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

  12月15日，第五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建设成果。《法治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各地法院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落到实处，能动司法推动重点领域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以高质效的司法保护融入和促进了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裁判规则体系不断健全，审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2018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结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219万件，审理了迪奥商标行政案、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等一大批标志性案件，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品牌强国建设、维护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2018年以来，最高法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25件，发布指导性案例18件，连续15年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更加明确统一，裁判规则体系不断健全。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已形成以最高法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7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有序推进，促进民事维权、行政查处、刑事制裁有效衔接。此外，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更加健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格局更加有效发挥作用。

  随着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越来越多外国当事人选择在中国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与此同时，最高法与各国知识产权司法国际交流合作深入开展，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严格保护及时救济

  天津法院依法支持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在“贝比赞”发明专利权侵权案中，判令侵权人承担3倍惩罚性赔偿责任，彰显法院依法制裁恶意侵权行为的司法态度。

  江苏法院在金地公司诉亲耕田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权利人300万元赔偿请求，严厉打击农业技术服务提供者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隐蔽销售白皮包装侵权种子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人民法院做实严格保护，依法从严惩治侵权假冒，落实落细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司法审判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侵权损害判赔力度明显加大；同时，使企图侵权假冒牟利的市场主体敬畏知止，让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企业自觉合规经营。

  快保护是严保护的应有之义，做实严格保护，重在依法及时救济。

  “上海法院充分运用诉前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及时高效地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曹洁说。

  曹洁举例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电商平台“双十一”大促活动当日，作出国内首例涉App唤醒策略网络不正当竞争诉前行为保全裁定，迅速制止了针对某App正常调用的技术干扰行为，保障了“双十一”期间海量的某App用户、商家交易和支付安全，维护了互联网环境的公平竞争秩序。

  此外，多地法院探索为知识产权审判插上信息化翅膀，高效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建新介绍了这方面的实践。浙江省高院牵头研发“法护知产”集成应用，其中“协同保护”子应用实现信息协查、关联案推送、判后监管、侵权预警等功能；“版权AI智审”子应用实现图片查重、侵权比对等功能，严查权利基础、遏制恶意诉讼；“云上物证室”子应用实现物证的数字化存储与规范化管理；“涉网知识产权案件智审”子应用实现简单涉网案件要素式立案、智能庭审、裁判文书智能生成。

  “山东法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常态化。同时，强化要素式审理，完成商标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品发行权等案件要素化模块建设，促进知识产权审判的模式重塑、效率变革，案件审理周期缩短至46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闯介绍说。

  主动靠前服务保障

  批量诉讼可谓知识产权审判领域一大“顽疾”，有的企业权利不当行使，损害公共利益。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治本？今年以来，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采用信息化手段，排查出多家公司在全国范围发起此类批量维权，坚决予以规制，涉有关企业批量维权案件明显下降。

  这是最高法能动司法，推动诉源治理的一个实践样本。记者注意到，在诉源治理方面，多地法院借助信息化手段多元解纷、开展多方协同保护等工作，推动重点领域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雪峰介绍说，北京市高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协同开展商标行政案件行政前端诉源治理工作，针对诉讼后端推进制定实施意见，通过21项举措进一步深化商标行政案件诉源治理。持续深入推进“多元调解+速裁”工作，建立“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搭建版权非诉调解平台，2022年诉前调解各类知识产权纠纷56803件。

  “浙江法院以高力度的多元解纷营造高标准数字环境，积极建立‘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义乌商贸纠纷诉调对接中心平台’等专业化在线多元解纷平台。”徐建新介绍说，5年来，浙江法院立案前和立案后进入各类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处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分别达10.2万件、3.5万件。

  如何构建多方协同保护机制，让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双轨”治理效能更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静介绍说，广东省高院牵头与省市场监管局等11部门会签合作备忘录，构建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协同保护框架。牵头与省发改委等15部门共同构建知识产权联合信用监管机制，以信用惩戒方式震慑预防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合作，探索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远程审理专利确权和侵权案件，无缝衔接速解专利纠纷。

  在建立协同保护机制方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介绍说，江苏省高院与省有关部门建立推动重点产业链发展工作机制；出台首个跨省域强化知产保护文件，提出16条先行先试举措；制定推动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17项措施，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技创新。

  记者注意到，“靠前服务保障”也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中的“高频词”。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突出‘建平台’，推动全链条保护拧紧压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说，陕西省高院印发《关于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十条措施》，牵头协调省检察院、公安厅等13家省级单位成立秦创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秦创原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庭，靠前保障牵引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