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

    家中两岁小娃谁来带?这让北京家长林夕的家庭“硝烟四起”。

    双方父母身体不好,无法长期带娃;请过几个育儿嫂,却总是不能满意;考察过一些托育机构,不是离家太远,就是收费太高;林夕和丈夫都处在事业上升期,谁也下不了回归家庭的决心。“要是家门口能有收费合理、保教质量不错的托育机构就好了!”夫妻俩慨叹。

  林夕的期盼正在落地中。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就《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鼓励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并提出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不少专家认为,这为促进家庭托育点规范发展、化解婴幼儿托育市场的供需矛盾,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

  但担忧也接踵而来——有从业者担心政策门槛过高,难以持续运营;有父母担心家庭托育点监管手段不足、师资力量不强,难以提供安全科学的保教,只是“作坊式看娃”。

  家庭托育点如何才能不负所“托”,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满足当下家长多元的托育需求?记者就此展开调研。

  1.家门口的托育正成为“刚需”

  早晨七点十分,家住北京天通苑某小区的刘青抱着两岁半的女儿出了门。先把孩子送到隔壁单元一家名叫“爱格”的家庭托育机构,再匆匆赶去地铁站,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

  “正常托管时间是早晨7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三餐两点。上下午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小区里户外活动各一小时。遇上加班或者临时有事,机构老师也会帮忙多带一会孩子。”在没有老人帮忙的育儿时光里,这家开办在居民楼里的小小托育点,成为刘青得以在职场上安心打拼的最大支撑。

  随着“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施行,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但与巨大的需求体量相比,中国托育服务仍然存在巨大缺口——相关数据显示,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4.5个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满足年轻父母的养育需求,这几年国家在不断加强托位建设,但这些托位以集中在商业区的幼儿园托班、托育机构为主,不少机构的托位利用率整体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收费较高,二是难以满足家长就近、灵活送托的需要。”在多年跟踪调研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发现,在更深层面,这种缺口源于托位有效供给的不足。

  也正是由于此,尽管2019年国家才正式出台文件将托育机构纳入规范管理,但在价格更高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精力育儿的两极之间,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并在“灰色地带”中野蛮生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介绍,具体而言,目前的家庭托育点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家庭间的互助式托育,模式为邻居间互助带娃或几家人共同聘请育婴师;另一种则是住宅内的小型托育机构,举办场所在居民楼内,但以小型托育机构的模式运营。

  “从儿童成长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托育点是对当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具有离家近、与儿童居家成长环境一致、小巧灵活等特点,满足了不同家庭的多元托管需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说。

  史毅也持同样的观点:“一般来说,托育服务主要有三方面成本,场地支出、人员支出和设施维护费用。以住宅作为托育场所,用房成本大幅下降、送托半径大大缩小,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送托,进一步加强了托位的有效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

  2.家长忧科学照料难实现,从业者愁要求多、收益少

  尽管收费不算太高、送托也比较方便,但在考察了两家小区附近的家庭托育机构之后,一连串的问号还是让林夕很焦虑:“毕竟不是正规的幼儿园,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磕了碰了谁负责?户外活动时间能保证吗?内部装修环不环保……”

  即便是直言“因为家庭托育点而解脱”的刘青也曾“踩过雷”:“原来上的一个托管班突然跑路,连夜搬空了桌椅设施,提前交的三个月托管费也打了水漂。”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因缺乏监管、办学不规范等原因,家庭托育机构跑路、托管不够安全、邻里纠纷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担忧,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得到了回应。条文明确规定,每家家庭托育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等。此外,试行办法还就照护人员资质、监管办法等多个重要环节作出规定。

  但即便有了这些规范,家长们还是普遍表示“信任感不高”。“比起专业托育机构,家庭托育毕竟门槛低、监管难。目前政策是卫健部门牵头,消防、民政、市场监管,甚至街道乡镇都参与管理,但多方参与会不会变成谁也不管?”一位家长说。

  此外,幼儿能否在家庭托育点得到科学的早期能力发展教育,也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调研发现,90%以上的家庭会选择在孩子2岁至3岁的时候送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在更小龄孩子照管上的供给匮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长对于托育机构促进孩子早期能力发展的更高要求。”史毅介绍,当前评判普惠托育服务有三个标准:一是价格可承受,二是方便可及,三是质量有保障,“从服务模式上来看,家庭托育点在价格可承受和方便可及上有很大优势,但在‘质量有保障’方面,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与家长对安全、质量的顾虑相比,从业者则对“能不能经营下去”充满担忧。

  北京市立水桥附近某小区的一家家庭托育点内,负责人李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孩子收费3500元/月,如果按照新版意见只能招收5个孩子,扣除租金、水电、教具、伙食费用以及两位照护者的社保开支等,照护者每月工资也就是两千出头。”而在此前,这家大约130平方米的托育点招收了10个孩子。

  “限制托位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精细的照料,这的确照顾到了家长端的需求。但这样一来,原本费用较低的家庭托育点会不会为了保证收益提高收费或降低保育质量?”林夕说出了很多家长的担忧。

  3.家庭托育茁壮成长还需配套制度“给养”

  对于家长和从业者们的讨论与担忧,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试行办法的出台有助于增加大众对托育行业的认知,但家庭托育点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既需要将管理要求落细落实,又需要与其他相关政策配套衔接,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制度营养”。

  关于家长普遍担心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茅倬彦认为,对于家庭托育点来说,重点首先要放在强有力的监管上,各部门要切实履行权责,“进而细化对其服务标准和服务能力方面的规定,不能因为家庭托育点小就放松标准,这样才能真正让家长省心放心,让行业健康发展。”

  高丙成表示,从更长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托育人才的培养、完善其培训认证体系:“一位合格的家庭托育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培训等知识。随着家庭托育点的全面铺开,人才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显现,托育人才培养亦将愈加迫切。”

  对于从业者普遍担心的运营收益问题,史毅建议,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给予家庭托育点一定的运营补贴,或以奖励补助、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使其真正成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