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5日，我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达452万人。这一数据，在2010年仅为1087人。数据的几何级增长意味着，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动选择。

  在志愿者捐献登记数量激增的同时，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26日，我国累计实现去世后器官捐献38681例，捐献器官116092个。

  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所长史伟云看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实际捐献数量双增长的背后，是人体器官捐献政策制度的逐步建立、机构队伍的逐渐壮大，这些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自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后，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已出台30多个。例如，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器官获取管理要求。

  然而，器官捐献这项21世纪才在我国起步的事业，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史伟云3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普遍存在服务能力不足、管理体系滞后问题。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没有具体的上位法律作为制定依据，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内容方面不够健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定位、工作内容安排还不够具体准确等。

  为此，史伟云建议针对遗体、器官和组织捐献进行立法，消除法律盲点，更好地界定捐献者、执行者、接收单位等各方的权、责、利。

  在史伟云看来，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基础上完成人大立法，制定更广泛的人体捐献立法，目前相关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我国人体捐献体系尤其是器官捐献基本建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人体捐献登记系统、移植受体等待和排序管理系统、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网络、器官移植临床服务系统、器官移植后登记体系等；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建立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在政府统一管理下，以红十字会为主导，卫生、民政、公安、司法等多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完成，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各部门职责较为清晰。

  “完善遗体、器官和组织捐献立法，为我国捐献事业提供根本依据，已然迫在眉睫。”史伟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