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中，委员们认为，“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是农村土地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创新，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试点工作开展三年来，国务院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大工作力度，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试点的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与此同时，委员们建议，在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过程中，应高度关注可能伴生的风险，防范可能导致的农民失地、失房、失去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

  刘海星委员强调应强化“两权”抵押业务实施中的风险防控。“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试点工作是从农业大省和农村的相关改革试验地向全国推广，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试点的推进不大平衡。” 

  罗保铭委员以海南文昌、东方、屯昌三个开展农地抵押贷款试点的地方为例指出，从试点情况看，仍存在农房和宅基地作为抵押物难以处置的情况。一方面农房抵押以后买房市场小，受限多，另外一方面符合条件、能办理手续的农房数量比较少。由于农房抵押贷款的抵押物是连同宅基地使用权在内的，未来处置首先要在村集体内部进行流转，因此现实当中流转难度很大，而如果在村集体外部或者流转至城镇居民，也还需要突破较大的法律障碍。

  鉴于此，罗保铭建议，首先应做好农房抵押贷款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研究修订担保法和物权法时，对农房包括连同宅基地抵押融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农村宅基地的物权属性和财产性属性，允许宅基地有条件的进入市场交易，加快建立与农房抵押融资相适应的法律框架。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保障制度。“两权”抵押的抵押物处置中，为了防范农民失地带来的生存风险，一定程度上会牺牲流转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也影响金融机构发放“两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必须提高农民自身的就业能力，包括能力培训等等，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体系，提高农村社会的保障水平，这样让农民在实现“两权”抵押贷款的时候，在土地之外就有更多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