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周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反家暴法。法律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记者在广州、北京等地采访了解到，已有不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以法律为武器为弱者“撑腰”。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数据显示，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全国法院共发出４９８份裁判文书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为一部年轻的法律，反家暴法也面临受害人“羞于启齿”、举证难、认定难等问题，尚需社会各界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对暴力说不。

　　面对暴力勇敢说不　一年４９８份裁判文书涉保护令

　　谭女士与王先生结婚一年后，王先生所在单位进行公租房改革，分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本该和和美美过日子，可没想到，王先生总是怀疑谭女士贪图他的房子，又怀疑谭女士有外遇。二人经常吵架，越吵越激烈，王先生不时动手殴打谭女士。

　　不堪忍受的谭女士终于选择报警，后又到法院起诉离婚。没有其他住所的谭女士担心离婚期间再次遭到暴力，于是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交了医院的相关证明。法院调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伤情鉴定意见书后，认定了家庭暴力的事实，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法施行后的最大亮点。保护令一旦发出，被申请人就被禁止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子女及特定亲属，同样被禁止的行为还包括骚扰、跟踪等，大大提升了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不少受害者从忍气吞声开始勇敢说不。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反家暴法施行至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全国法院共发出４９８份裁判文书涉及“人身安全保护令”。

　　过去一年，代理了４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蕊伶认为，以往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公安难以介入、法院难以裁判，家庭暴力处于谁都不爱管的灰色地带。而现在，被暴力侵害的弱者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杨暖榆看来，新法施行让妇女的维权意识明显提升。２０１５年，她所在的社工服务点，家暴求助个案占总数的１３％，２０１６年这项数据上升到２５％。有的妇女从过去不敢救助、不知道如何求助，渐渐明白可以找社工、妇联等部门维护自身权益。

　　举证难、认定难　最难莫过“羞于启齿”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披露，２０１６年该院正式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纠纷４起，其中２起撤诉，２起裁定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共收到７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其中３份得到法院支持，１份被驳回，另外３份被撤回。与遭受家暴的人数相比，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算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当中有的是因为夫妻和好撤诉，有的是施暴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法官的劝导教育下表示痛改前非；也有的是证据不足，或是当事人申请理由不当被法院驳回请求。

　　但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羞于启齿”。“公众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不愿意把家事说给外人听。”陈蕊伶告诉记者，她代理的４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受害人有的常年忍受家庭暴力，被打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沉默反而纵容了施暴者。

　　另外，举证难也是反家暴的一大关卡。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受害者往往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陈蕊伶说，她代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被打了十几年，由于没有证据，错失了很多维权机会。在律师帮助下，才针对最后一次家暴收集到一系列证据，拿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北京房山区法院河北法庭负责人付玉琳告诉记者，不少当事人有一种误区，认为家庭暴力次数越多，越容易认定为家庭暴力。实际上，司法程序注重通过证据认定事实，哪怕受害人只遭受了一次家庭暴力，只要拿得出证据，法院就倾向于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相反，遭遇多次家暴，却没有一次能够拿出证据，通过司法途径寻求保护也很难。

　　法律不是“万灵丹”　根治家暴需要形成社会合力

　　记者采访了解到，反家暴涉及多部门联动，在调查取证环节，受害人需要公安机关出具验伤介绍信、对施暴者出具告诫书，但有的基层派出所对这些工作不了解，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即便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也需要街道、居委会等配合执行。

　　基层社工、律师发现，发生家庭暴力的并不仅仅是家庭成员赌博、吸毒、经济困难的“问题”家庭，也有中等收入的普通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很多家庭暴力的问题，起因是情感、亲子教育观念差异，开始以为只是寻常小事，不以为意，慢慢就变成无法沟通，相处模式僵化，进而演变成暴力问题。”杨暖榆说。

　　业内人士认为，家庭暴力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最终还要回归社会层面对症下药。陈蕊伶说：“法律可以制止施暴者，却无法修复破碎的情感。受害者还需要心理干预，才能彻底走出阴霾，投入新的感情。即便夫妻两人暂时放下干戈，接下来如何相处，也需要婚姻家庭方面的咨询指导。”

　　房山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沈波告诉记者，从该法院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家暴案件中有４０％以上的受害人曾经报警，但向其他机构寻求救济的不到１０％。“反家暴法明确，遭遇家庭暴力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寻求救济。救济体系应该是多元化的，各个部门要协同合作，让受害人能够充分利用身边资源，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