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证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王建平涉嫌受贿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调查。

    自此,中国军队“打老虎”的进程中刷新两项纪录:王建平成为军队反腐进程中首名落马的现役上将；王建平是军委联合参谋部成立以来首名被查的“军老虎”。

    而就在此前一天,201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6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比2016年年初“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的判断,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出新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从“正在形成”到“已经形成”,两字之差,是量变到质变的累积,是重要成果和转折点。这意味着,思考反腐问题的起点,即将发生变化。

    2015年年初,我们面临的形势是“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到了2016年年初,就已成为“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2016年最大的成绩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布的文件和条例把“不能腐”当成了重要的法规,“下一步我们要将党内法规制度化,真正通过纪律、法规制度约束取得成效”。

    上下夹击压缩腐败空间

    早在2016年4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查处了100余名“大老虎”,当时进入公诉和审判程序的仍只是一小部分,根据案件办理的时间周期来看,2016年将会是一个“老虎审判年”。

    事实恰恰印证了庄德水的判断。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2016年12月27日,全国法院共一审开庭审理“大老虎”42人,2015年一审开庭审理18人,2014年一审开庭审理6人。2016年审理“大老虎”数量再创新高。

    不仅如此,从开庭审理的密集度上看,2016年除4月外,其余11个月每月都有“大老虎”被公开审理,9月更是有10名原省部级官员被诉,成为2016年“大老虎”被提起公诉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在庄德水看来,法院依法惩治腐败,让贪官尽早进入司法程序,用司法正义保证反腐公信力,不仅利于加强对贪官的震慑,也有助于唤起群众共同参与反腐的热情与决心。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2016年,中国首现死刑和终身监禁。

    2016年10月9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

    白恩培在他70岁这一年成为中国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大老虎”,这意味着他不能减刑也不能假释,将在狱中度过余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记者,对“大老虎”采取剥夺自由的方式进行处罚,司法惩腐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就是要让腐败分子为腐败行为付出失去自由的巨大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让他们失去生命和财产更有震慑力。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看来,2016年在营造不敢腐氛围方面,有关部门主要是做一些查案、打击工作。落马官员从被调查开始,到被“双开”、移送司法、提起公诉和一审宣判,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所以,2016年呈现出众多“老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现象,既是反腐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后的呈现,也是此前两年大量“老虎”落马后依法完成调查、审判流程的结果。

    “2016年仍然保持着反腐的高压态势,惩处了一些省部级高官。还有一个变化,对纪律审查的贪官逐步进行司法审判,用司法的权威性来保证反腐的公信力。另外,国内和国外两个战场同时发力,切断贪官外逃的路径,也使国内的贪官产生心理威慑,对躲藏在海外的贪官也形成威慑力,压缩了贪官的腐败空间。从高层到基层的全面推进,也形成上下夹击的局面,上下结合、内外发力也压缩了腐败的空间。”庄德水说。

    大力解决“最后一公里”

    “据我观察,过去几年我们在打‘大老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央也高度重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基层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基层党组织涣散,学习、开会走过场、走样子。”竹立家说,另一个原因是对基层党组织监督不力,“比如说对人情世故、亲情等各种环境因素的监督形同虚设,特别是县和县以下的单位和机构。我个人一直认为,基层组织和群众直接联系,他们的作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以及服务质量等,直接影响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因此,基层反腐是未来中国反腐的重点,需要每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每一个权力执行者真正用好手中的权力。

    2016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一直重视查处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16年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指出,“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2016年2月,中纪委官网发布每月通报:上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月通报依次向社会公布查处的数据。

    2016年8月1日,中纪委还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9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曝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披露,2016年1月1日至8月29日,该网站公开曝光了扶贫领域突出问题325起。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违纪群体。

    在庄德水的评价中,2016年在营造不敢腐氛围上,不管在高级领导干部层面,还是基层干部层面都颇见成效,营造不敢腐的氛围使官员行为方面有所收敛、心理方面有所震慑。

    “两者的不同在于,他们权力所处的位置不一样,高层领导干部本身受到的监督比较少,普通群众可望不可及,很容易形成权力的庇护关系。基层领导干部的问题存在于,很容易形成个人专断问题,利用制度和程序的漏洞来腐败,另外基层干部受到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监督,所以基层干部比高层干部能更深地感受到反腐的威慑力,毕竟基层干部活动在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接触是最多的,所以基层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的情况比以前有所改观。”庄德水说。

    “基层腐败的治理是反腐败漫漫征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关键的‘一公里’,是决定反腐败能否赢得民心的‘一公里’,也是决定反腐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公里’。”杜治洲说。

    据竹立家介绍,2016年最根本的工作是“两学一做”,是基层开展比较普遍也是比较重视的工作,“但据我观察,一些地方还是存在以会议传达会议、文件传达文件,走形式的问题。如何让基层工作者真正把心放到服务群众上来,是党建面临的重要工作。怎样鼓励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负责,为公共利益负责,是我们急需破解的难题”。

    在庄德水看来,从“拍苍蝇”的角度来看,2016年重点抓了一些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处理了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所以,基层反腐败方面还是有所成效,经过一年的发展,基层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不过,还没有形成根本性改变,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从现在的管理体制看,有很多情况仍在我们的监督视野之外。还有信息公开的机制也不健全,社会公众对整个政府工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从整个反腐过程来看,的确有所改观,但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我们从思想和制度的根源上切断腐败源头”。

    政治生态将继续好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净化了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民心。

    从2016年查处的中管干部的通报来看,违反政治纪律成为一个共性。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最重要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政治纪律提供了制度遵循。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也体现了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的监督执纪理念。坚持运用好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现象,辩证地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坚持“治病树,拔烂树,正歪树”。

    “我认为,2016年政治生态方面最大的进步是把党内组织生活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通过党内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来促进政治生态的正常和干净,这是2016年的一个重大进步。”杨小军说,“未来如何让政治生态更加正常,我想还是应该沿着这个思路,沿着这个方向去提升。所以,我觉得2017年不仅是对一般党员领导干部,对高层领导干部也要提出更加明确和具体的理想信念要求,使政治生态真正能够得到升华”。

    对此,庄德水的意见是,政治生态是领导干部在组织生活中的状态,状态好不好跟整个社会的环境密切相关,“现在在权力监督方面存在一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怕监督得罪人,甚至怕监督丢了自己的选票,不敢去监督,挪不开面子去监督。还有思想信念上的问题,例如还有一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现象,也影响到政治生态良性局面的形成。2017年会有一个很大的政治任务,我们要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在2017年中,政治生态能不能得到改善,也代表着我们能不能为十九大献上一张亮丽名片。我们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深入贯彻执行关于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政策,把准则的基本精神落实到具体中去,以制度的形式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和深化党内的规矩”。

    “我个人认为,2017年我们的政治生态会持续好转,党风、政风、文风和社会风气在继续推动下会持续好转。”竹立家说,2017年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一项便是继续强化加大反腐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