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民法院法官李术强的记忆里，父亲李明发，一提起红军长征、抗日救国等字眼，就显得特别激动，还喃喃自语道:“我们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长征，一路上都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父亲边长征边宣传抗日救国的经历，不仅影响着他本身，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子女，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他的经历。”李术强说，他的父亲李明发是河南省新县卡房乡人，1914年6月生，1929年5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被分到红二十五军73师219团一营三连，随后又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1月，20岁的李明发跟随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李术强说，新中国成立后，李明发一直在军队从事后勤工作，历任中南军区第四陆军医院供给科长、管理科长，湖南省衡阳军分区管理科长、后勤处处长、后勤部部长等职。先后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5年1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让李术强耳熟能详的，是父亲经常讲述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事。

    红二十五军在西进北上途中，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要求广大官兵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他们一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军政委吴焕先便告诫官兵们，这里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区。军里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官兵们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还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军医院还热情为回族同胞治病。很快，红二十五军就得到了广大回族同胞的热烈欢迎，有1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

    “父亲说，他们的部队途经豫西地区时，看到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都是高墙耸立的围寨。围寨里的村民有枪有炮，易守难攻，成了平原堡垒。他们打出‘北上抗日’旗帜，派战士向围寨喊话说，‘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但不能不进行抗日救国，特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军首长还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抗日救国’的号召让红二十五军取得了围寨寨主的理解和支持，红军顺利通过了敌军围堵。”李术强回忆说。

    “父亲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伤痛。他常说，与他一起参加红军的同龄人有十几个，他们永远倒在了战场上，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他对我们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克己奉公，永远忠于党和人民。”李术强说，父亲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腿部被弹片击中，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弹片无法取出，受伤部位开始慢慢腐烂。父亲拖着受伤的腿，强忍着疼痛过了两次草地。在过河时，为了不让受伤部位进水，李明发只能将泥巴敷在腿上。可能是高强度的急行军，弹片慢慢滑出，父亲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1937年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115师344旅，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父亲说，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经常把鬼子搞得晕头转向。”李术强说，父亲告诉他，日军开始大“扫荡”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抵近各敌伪据点，待敌出击时，则以宽大正面的防御战术进行阻击；日军前进时，则分散对其两翼包抄，转至其侧后，进行追击敌人；日军反击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再迂回，不断袭扰，以疲惫敌人。当日军大举“扫荡”我们的根据地时，父亲所在的部队主力则乘虚转进日伪区隐蔽待机，并给兵力薄弱的日伪据点以必要打击，以牵制进行“扫荡”的日伪军撤回救援，缩短其在我们根据地的“扫荡”时间。

    “父亲说，从万里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经历生死，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以，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信仰看得很重，任何时候都要忠于党，忠于人民。父亲在遗稿中说，要加强对青少年革命光荣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加珍惜爱护我们的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李术强从父亲身上，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作为革命者的后代，李术强将这份自豪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也将父亲的革命情结深深地刻在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