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江苏省首例“隔代探望权”纠纷案公开开庭审理，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据了解，几年前，年逾六旬的老陈（化名）夫妇，儿子意外身故后，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不满2岁的孙子身上，但儿媳却阻止他们看望孙子。无奈之下，老人将儿媳妇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支持他们看望孙子的权利。（7月6日《法制日报》）

    近年来，“隔代探望权”纠纷频现，令人嘘唏。自2007年河北承德法院受理受理“隔代探望权”纠纷案以来，目前国内已有数起该类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从情理上说，身心饱受子女家庭巨大变故痛苦煎熬的老人，为获取精神上的慰籍隔代探望孙辈，实乃人之常情。老人探望孙辈的权利如果被剥夺，那么必然会导致对他们情感的又一次巨大伤害。从这种意义上说，支持老人享有“隔代探望权”，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不过，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于情有理的未必于法有据。从法理的角度看，老人隔代探望孙辈，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有鉴于此，破解“隔代探望权”的情法冲突，就必须跳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思维定势，另辟蹊径，追求最大公约数。

   “隔代探望权”并非法律专门术语，只能算作探望权的衍生品。我国《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可见，我国《婚姻法》中的“探望权”是基于亲权即父母子女之间为基础产生的，而不是基于亲属权产生的。探望权的主体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不是未成年人的隔代长辈如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正因为法律的刚性规定和情感因素的纠结，在已审结几起“隔代探望权”纠纷案中，法官基于对情法的理解不同，判决结果也迥然各异，公众持续关注和热议自然在所难免。

    判决支持老人享有“隔代探望权”也好，驳回其诉讼请求也罢，在争论不休中，涉诉的双方往往最容易忽视是否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这个基本常识。站在老人的角度看，隔代探望孙辈，主要是解思念之苦。现实生活中，有的老人思念心切，隔三岔五地探望孙辈，甚至背着孩子的父或母将孩子接回自己身边，不但打乱了孩子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也让孩子在隔代长辈和新建家庭之间的亲情选择中，往往迷惘不知所措，身心俱受伤害。同时，有的老人在探望孙辈过程中，因思念之苦而过分溺爱孩子，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有些孩子的父或母正式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之考量，拒绝隔代长辈探望孩子。清官难断家务事。很明显，简单地仅凭一纸判决，支持或否定长辈对孙辈的隔代探望，已然不是解决纷争的最佳选项。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尚未成年的孩子，不论是探望权还是抚养权的归属，孩子往往是最容易受伤害的对象。“隔代探望权”纠纷，折射出长辈对孙辈探望权拥有的情法冲突，解决纷争的根本，不应囿于情法的纠结，而应以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为基本视角。在情法冲突客观存在的语境下，要求法律应以社会公德与子女权利最大化作为正当性依据，逐步完善探望权主体，从法理层面满足长辈隔代探望孙辈的权利，固然有必要，但绝不是唯一。须知，法律也有无奈之时，尤其是血脉相连的亲情，更不能机械地靠法律的刚性约束而维系。

    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但法律不是解决纷争的万能钥匙。在法律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长辈的“隔代探望权”时，不同诉求者之间应该形成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共鸣，既用法律的要求“审视”自己的诉求，更要用道德的规范“审视”自己的诉求，真正以情法兼容的心态，为孩子的身心健康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弥合双方各自心灵深处的伤痕，让亲情回归温暖轨道。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