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侵警案年均递增逾千民警受侵害呈跳跃式猛增

　　专家建议 增设袭警罪保障警察执法权威

　　上海交警茆盛泉执法中被一宝马车主驾车拖行近十米远因公殉职。近年来,类似的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件频频曝出,个别地方甚至已从口头挑衅、谩骂、侮辱、抢夺装备,发展为直接使用凶器、武器、爆炸装置伤害执法民警,一再挑战公众底线。

　　“让民警流血又流泪,损害的不仅是民警个人的合法权益、整个公安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会直接损害公众安全感,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4月7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基层一线民警最受伤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而又不容回避的数据:2010年以来,全国已经查处的袭警侵警案件年均递增1000起以上,受侵害民警人数跳跃式猛增,2010年7268人,2013年12327人,上升70%。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件侵害的对象主要是基层一线民警,伤亡数量较多的警种依次是派出所民警、交警、巡警、治安民警和刑警。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丽涛从警28年,当了18年刑警,从20多岁起便是反扒能手。从那时候起,她对“袭警”有了切身感受。

　　“亮明身份后,没有几个人害怕,有的干脆和我对打。”刘丽涛说,抓逃过程中,自己的指甲被掀翻过、手被划伤过。然而,此类小伤算不上刑事伤害,最后往往忽略不计。

　　最让她痛心的是2003年办理的一起袭警案。一天夜里,徐州市一名老交警发现一辆无牌照车,便上前检查。车内是打算实施抢劫的5名年轻人,他们全然不顾这位身着警服的交警,用刀棍枪将其杀害。“现场很惨,我查看了这位老交警的遗体,身上有33处伤,11颗牙齿都被刀切落……”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但说到这里,她仍然忍不住声音哽咽。

　　暴力袭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年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清淮专门就此撰文分析称,公众“仇警”心态、媒体“丑警”宣传、警察职能泛化、警察自我约束过度以及待遇偏低5方面原因,造成暴力袭警多发局面。

　　然而,5年来,全国公安系统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警察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为何暴力袭警依然屡屡发生?

　　余凌云分析认为,当前处于改革深水区,各种利益诉求纷繁复杂,发生此类案件并非偶然。由于人民警察处在社会矛盾冲突的前沿,很容易受到个别不正当意愿不能得到满足或利益受挫的社会成员的攻击,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就社会关注而言,人们更多把目光聚焦在警察权是否正确行使上,而较少关注警察权益的保障。

　　把握不准难放手执法

　　华东某省会城市巡警小刘,几年前亲历过一次暴力抗法事件。当时正在巡逻的小刘和搭档小李接到分局指挥中心指令:有人醉酒闹事。赶到现场出示证件后,二人依法询问那名男子,没想到该男子满口污言秽语,还挥拳打在小刘的脸部。两名民警没有还击,而是对其口头警告,但该男子及同伙却对他们拳打脚踢。直到增援民警赶到,才将3名袭警者制服。

　　脸部、头部严重受伤的小刘忍着剧痛现场取证后,才去医院治疗。在这次被袭过程中,小刘虽身带警棍,却始终没敢使用。

　　“不想干了你就还手试试。”多位基层民警向记者反映,虽然有执法规范,但是缺乏培训,发生袭警时经常很难把握处理尺度,不敢轻易使用强制手段。而且,警察“还手”可能就说不清了,对方会喊“警察打人”,会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可能激化矛盾使警察形象受损。因此,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敢放手执法。

　　有交警接受采访时表示,警棍、辣椒水,手铐这些日常执法装备,当交警10年来从未用过。交通违法行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警察受到的教育就是,对群众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记者发现,曾经受过暴力袭击的民警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心理负担,执法过程中表现得心有余悸。个别遭遇袭击的民警向记者表示:“说老实话,执法过程中被人打,传出去实在太丢人。”

　　袭警者打的不只是民警个人,打掉的是社会各界对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公安机关的信任。不少群众质疑为什么警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近日公开表示,全国交警要在继续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同时,对以暴力或威胁的方法妨碍执行公务、扰乱交通秩序的,严格追究刑事责任,果断处置,以有效维护公众出行安全,维护法律权威。

　　一线民警纷纷为此叫好。但是他们提出,目前我国保护公安民警合法权益的法律尚不完善,警察挨打和普通群众挨打没有区别,一般轻微伤只能行政拘留,构成轻伤以上才可以刑事拘留,而打两下、踢几下、打几个耳光都是轻微伤,只能行政拘留,这对身为执法者的警察来说,无疑是不够的。

　　增袭警罪保警察执法

　　从2003年起,连续12年,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建议增设袭警罪。刘丽涛就是最早提出单设袭警罪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

　　“我国刑法中没有专门的袭警罪条款,仅以妨害公务罪或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袭警行为进行处理,缺乏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刘丽涛认为,重提增设袭警罪时机已经成熟。

　　然而,多年来反对增加袭警罪的声音也不少,最主要的理由是担心警察更强势、警察权滥用。在刘丽涛看来,这是对袭警罪的误读。

　　她分析说,袭警罪打击的是少数违法犯罪分子,不是老百姓;袭警罪的行为手段是暴力、威胁,未使用暴力、威胁的行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袭警罪侵害的对象是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警察。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警理性、克制、规范执法,既是面对执法对象时应有的态度,也是对民警自身最好的保护。”刘丽涛说。

　　余凌云告诉记者,未来一段时间,人民警察所承受的职业风险会更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会更重,如果警察无法得到应有保护,国家权威必将随着警察遇袭事件的增多而削弱。

　　在他看来,在我国现阶段暴力抗法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增设袭警罪具有现实意义。

　　“有刑法学家提出如果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离出单独的袭警罪,那么,暴力抗拒工商执法、卫生执法、城建执法、环保执法等等执法活动的,岂非都可申请一个单独的罪名。”余凌云说,这种观点忽略了,警察权是所有行使权力的最后担保。因为有袭警罪保护着警察,所以当有人打了法官,打了老师,打了医生……警察一到,事态就能控制住。此外,单设袭警罪有利于法制宣传,让大家都清楚,暴力抗法、袭击警察是一种犯罪行为,绝不可以触碰到这条红线,警察打不得。

　　余凌云认为,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帮助遭受侵害的警察调查取证,提供维权途径,协助警察进行诉讼等,而警察维权机构正能承担这些责任。据了解,目前全国许多省市已经成立了警察维权机构。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已建立了省一级公安民警正当权益保护委员会。

　　安徽去年127位民警执法被打暴力抗法程度加剧手段多样

  　遇袭不敢使用警械助长不法气焰

　　鲍观义是安徽省枞阳县城区责任区刑警队副队长,前不久处置一起KTV酒后闹事警情时,右手掌被打断,至今未完全恢复。

　　“我们挨打挨骂没事,要是伤了对方,倒霉的就是我们。”鲍观义说出很多基层民警的无奈。

　　安徽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调研显示,去年全省共发生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件106起127人。今年1月至2月,又新增21起,抗法袭警不但逐年增多,而且暴力程度加剧。

　　面对暴力抗法,民警权益谁来保护?又该如何保护?

　　8成举报虚假恶意

　　安徽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调研发现,2013年,全省共发生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件80起,2014年上升到106起,造成民警轻伤14人,轻微伤185人。从受侵害对象看,派出所、交警等一线岗位民警占绝对比例。其中,派出所(治安)民警占比6成以上,交警占比接近3成。

　　“包片民警没有没挨过骂、挨过打的。”一位基层民警说。

　　安徽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总队长伍春宏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由于部分群众法制意识淡薄,对公安机关业务不熟悉,其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将矛头直指办案民警。还有部分当事人为了躲避法律制裁,干扰、抗拒警察执法。

　　更令人担忧的是,暴力抗法袭警案件逐年上升,暴力程度不断加剧,造成民警人身、生命受到伤害。

　　今年2月13日,钱某等十余人因KTV未提供陪唱服务,遂在包厢内吵闹并打砸物品。枞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及派出所民警依法处置过程中,钱某等人暴力抗拒,致民警鲍观义右手掌骨骨折,两名辅警软组织损伤。9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民警为何要被动挨打?“我的手骨折了可以好,要是闹事的人手骨折了,我们要接受多个部门的谈话。”受伤民警说,遇到不法侵害他们要掂量掂量是否进行“防卫”。

　　伍春宏告诉记者,法律对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与实战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造成许多警察被袭击时不敢大胆使用武器警械,无形中助长了违法人员的嚣张气焰。

　　据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发泄私愤,对公安民警进行诬告、陷害、殴打。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手段呈现多样化。

　　2014年,全省公安警务督察部门共接举报投诉2881起,其中查实383起、查否2317起、移交和未查结181起。查否的基本上都是不实或虚假举报、恶意投诉。恶意投诉的主要原因系为逃避法律处罚、心态不正为泄私愤,甚至有的是搞“恶作剧”。

　　民警维权困难多重

　　调研显示,造成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原因多样。

　　立法和制度欠缺。刑法没有将暴力袭警单独入刑列罪,一般以妨碍公务罪认定。而对构成妨害公务罪的认定,要“造成严重后果”。暴力抗法往往被视为一般违法行为,使一些人产生“不在乎”的心理。法律对民警执法保护也不到位。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虽允许警察在自卫的前提下,对对方采取行动,但限制有余,保护不足。

　　非警务活动繁重。一些地方领导处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时,往往指令民警超越职权参与非警务活动,把公安机关和民警推向社会矛盾的焦点,使警察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工作措施存短板。部分公安机关基层工作繁重,民警缺乏培训,技战术水平和战术素养的提升受到影响。武器警械管理使用不规范,一旦发生暴力突发事件,增加了民警无谓负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工作中更加关注大要案侦办,维权力度不大,专职维权民警很少,不能一维到底、派驻督办。

　　法制意识淡薄但权利意识膨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权利意识普遍增强,如果没有法治观念的束缚,容易发展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藐视法律权威。

　　两级公安建维权委

　　为了不让民警流血又流泪,调研报告建议,修改人民警察法,单独辟出一章规定警察执法保护的同时,设立妨害警务罪,明确警察在执法遭遇抗拒时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地方政府要慎重使用警力,让公安机关切实从事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让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行为真正姓“警”。

　　由于立法具有滞后性,当前,维护民警权益主要要靠自身硬。“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完善维权机制,主动提升民警执法业务水平,继续加大对民警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培训和实战技能的训练,增强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做到文明、公正、规范执法。”伍春宏说。

　　2014年,安徽省公安厅教育训练部门开展了民警“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和“训练实战化”专项训练,主要实战业务警种也开展了各种类别的学习培训;法制部门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工作岗位执行不同警务活动情况,制定一系列执法规范化制度和文件;警务督察部门开展了“执法检查回头看活动”和“政风行风建设专项督察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提高民警自我防护能力。

　　安徽省市两级公安机关均成立维权委员会,本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督察、纪检、政工、法制、警保、治安、刑侦、交警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设立专门日常办事机构——维权办公室。全省公安机关均建立由警务督察部门牵头的内部维权工作机制,大部分市级公安机关建立公、检、法、司、卫生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开通民警受侵害医疗救助绿色通道。2014年,全省公安机关共打击处理侵犯民警执法权益违法犯罪人员151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60人、行政处罚75人、经济赔偿及赔礼道歉16人。

　　安徽省人大代表、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副处长陈林长期关注民警权益维护。他建议,公安机关在现有维权组织机构基础上,聘请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工作经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新闻工作者作为维权委员会特邀委员,协同管理维权工作,从而使全社会理解和支持公安工作。